当然，笔者并非认为每一个学者都需要改变自己对国民党阶级属性所做的判断。但正如笔者所强调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怎样去提出问题，包括做出假设，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样的问题或假设是正确的。可惜的是，至今大陆学者随意使用“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头衔来定义国民党的人很多，真正深入去研究过国民党与国内资产阶级关系的人却寥寥无几。结果是，几乎所有人都理直气壮地继续使用着传统的说法，甚至胡绳先生进行了全新的理论思考，肯定了国民党不等于资本主义之后，也仍旧无法不按照传统观点来看待当年的国民党，可是却没有人具体地研究过那些被国民党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在中国金融工商资本中究竟所指为何？所谓“四大家族”，能不能简单地和当时国民政府名下的国有资本划等号？以及就历史事实本身，包括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严格意义上，为什么说蒋介石国民党就是“官僚资产阶级”？

2000年《近代史研究》第3期刊登了汪朝光先生的一篇文章，他从日本人当年留下来的档案中找到了蒋介石等人用私人名义在外国银行分存巨款的一些记录。这些来源不清的记录为相信蒋介石国民党是“大资产阶级”代表或“官僚资产阶级”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可是，非常奇怪，竟很少人真正重视这一值得深入去考据和研究的材料。因为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这个问题都好象早已是盖棺论定，无可置疑的了。也许，与国民党的阶级属性问题相比，这种对一切以往结论全盘照收，不加思考的态度，才是一个更亟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呢。难道人们真的就如此健忘，真的再不记得历次政治运动中轻信他人，不重证据所造成的种种恶果了吗？政治生活中是这样，历史研究中又何尝不是这样？

要想避免在学术研究上出现明显的错误，甚至要想避免在生活中重演历史的悲剧，我们都有必要时时记住胡适先生的那句话：“拿证据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