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微仔细地推敲一下这段日记的文字，我们应当不难看出，俞秀松在这里表达的是一种若有所失的情绪，并不是为“前回”成立了“社会共产党”而感到兴奋。造成人们理解上出现问题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其日记中不仅提到了组织过“社会共产党”这件事，而且还有所谓“从前信安那其主义，的确是盲从的”这句话。一方面提到组织过“社会共产党”的事实，一方面强调对安那其主义感到“茫无头绪”，肯定“从前信安那其主义，的确是盲从的”，看上去确乎容易使人得出俞秀松这时已经因为加入“社会共产党”而显弃无政府主义的印象。但是，如此理解这段文字的研究者们，显然忽略了两个事实，第一是忽略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立，不仅不排斥无政府主义，而且是以无政府主义为同道的这一事实。同样经过上海发起组帮助成立的北京和广州的两个小组，最初干脆就是以无政府主义者为骨干的。第二是只注意到俞秀松关于“从前信安那其主义，的确是盲从的”一句话，却忽略了他关于“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这句话的含义。“波尔雪佛克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也就是当时苏俄共产党人用以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那个革命的列宁主义。既然作者表示对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他所提到的组织过“社会共产党”这件事，对于我们又有多大意义呢?何况，如果将“经过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以后”作为因，而将其后的“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作为果，按照语顺联系成一句话来理解，恐怕不仅得不出他们刚刚建立起共产党的意思，而且会得出对“前回”尝试着建立共产党感到失望的结论来。所谓“前回”，即使照字面理解，也应当是指“前一次”、“上次”、“上回”的意思，不含有“前些天”、“前些日子”的意思。
综上所述，我们恐怕应当这样来诠释俞秀松这篇日记的意思，即：
经历过上次组织社会共产党那件事以后，我们对于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特别是从前信无政府主义，的确是盲从的。以后如果不是自己对于现在社会有很明了很正确的观察，随便拿一种方法来改造社会是不行的。
如果以上的诠释是正确的，那么，俞秀松的这篇日记，当然不能成为证明5、6月间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的文字依据。它唯一能够告诉我们的只是，俞秀松曾经一度因为愤世疾俗，向往共产主义，参加过组建“社会共产党”的活动，但此事已经成为过眼烟云，时至1920年7月，他和其他参加组织那个“社会共产党”的成员，对于推崇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仍不甚了了，颇感失落，尤其是对无政府主义失去信仰。考虑到一个多月以后俞秀松在陈独秀委托之下积极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工作，这个时候的他不可能不了解陈独秀等人正在进行的工作。因此，从逻辑上，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判断：或者发起组织中共上海发起组的问题这时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或者陈独秀等人这时并未以“共产党”的名义筹建这个上海发起组。
上海小组与上海“革命局”
要真正弄清楚上海发起组的问题，需要发掘历史档案。在这方面，几十年来，我们几乎没有能够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可喜的是，1994年底在俄国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文献，1920—1925)一书中公布的几件共产国际档案文件，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和判断上海发起组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这几件文件是：(1)1920年6月维经斯基致某同志的信；(2)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致伊尔库茨克东方民族部的信；(3)1920年9月1日威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4)1920年9月1日威连斯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5)1920年12月21日勃朗施坦和阿布拉姆松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等。这些来自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当时派往中国的代表及其领导机关的书信报告中讲述的情况，和我们已有的知识联系起来，可以大大促进我们对上海发起组问题的深入了解。
综合上述文件的内容看，俄共(布)和共产国际派员前往上海推进中国革命的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1919年夏。当时在莫斯科的威连斯基和在西伯利亚的加蓬分别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交的关于在东亚民族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建议书，得到批准，威连斯基并被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加蓬则被任命为副全权代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明确指示他们的任务是：(1)尽一切可能加剧日本、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冲突；(2)努力唤醒中国、蒙古、朝鲜各民族广大群众，推动其反对外国资本压迫的解放运动；(3)支持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并同日本、中国和朝鲜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4)援助中国和朝鲜的游击队组织。根据这一指示，威连斯基当年9月即从莫斯科来到伊尔库茨克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之后又于1920年2月前往海参崴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担负起了具体指导俄共(布)和共产国际与中国等国革命者建立联系和开展革命宣传的工作。[14]
1920年初，根据威连斯基的提议，在俄共(布)中央远东局下设了一个外国处，主要负责人为东方学院毕业，懂中文的阿布拉姆松，其工作人员有我们所熟知的维经斯基，以及马马也夫、埃尔杰列夫斯基、季托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等。关于维经斯基来华的情况，根据有关报告可知，他前往中国的确切时间是1920年4月。报告称：远东局外国处“于4月派遣以下同志去中国(上海)：维经斯基(格里戈里耶夫)作为全权代表，季托夫(毕业于东方学院)和谢列布里亚科夫(著名的朝鲜社会活动家)作为助手。三个人都是共产党员。从此奠定了我们在远东各国有计划的组织工作的开端。而在此以前，中国的工作都是由个别俄罗斯侨民来做的。例如，天津大学教授鲍立维(共产党员)、北京大学教授和法文社会主义报纸《北京新闻》执行编辑A·A·伊凡诺夫(来自巴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等人。同时，还从哈尔滨派了一位懂法语的工人共产党员K·A·斯托扬诺维奇同志(矿工)去天津。”[15]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相当熟悉的名字，除了维经斯基以外，还有尽人皆知的俄侨鲍立维(又译为柏烈伟)和伊凡诺夫(又名伊文阁)，后来受命前往广州帮助组建共产主义小组，并成为其中成员之一的斯托扬诺维奇。只不过，和我们过去的了解有些值得注意的区别是，报告提到的维经斯基的两个助手，似乎没有我们过去一直当作维经斯基主要同行人来介绍的维经斯基的妻子库兹涅佐娃和翻译杨明斋。[16]
从已知的情况看，维经斯基来华后刚开始工作不久就给外国处领导人写了一封信，可惜我们目前还见不到这封信的内容。现在公布的维经斯基最早谈及在华工作的信，已经是6月份的了。但在这封信里，我们仍不难看出维经斯基来华后主要作了哪些工作。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