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第一，维经斯基4月出发，在5月经天津、北京转到上海这段时间里，他的主要工作是建立与发展同中国各地革命者的联系。这一工作收获显著。第二，自6月以后，维经斯基开始致力于促进中国各地分散的革命小组织之间的联合与统一，为此特委托陈独秀向各地革命者分发信函，准备于7月间召开有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联合大会。这也就是说，维经斯基来华后的主要注意力一时还不是放在组建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纯而又纯的中国共产党上，而是致力于使中国的绝大多数革命者，甚至包括日本和朝鲜的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共同组成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大同盟。
维经斯基的工作进展，以及中国革命者不断有代表前往俄国远东寻求援助的情况，使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有关部门意识到在中国存在着加紧革命鼓动工作和组织共产党的极大可能性。还在5月份，威连斯基就指示维经斯基迅速在上海筹组一个临时的工作机构，定名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下设中国部、日本部和朝鲜部，书记处全体委员会分设一个局，由三人组成，威连斯基亲任临时局主席。他特别强调，远东书记处在中国的主要工作是：(1)组织共产党，力争在大学生以及沿海工人的组织中发展共产主义支部；(2)在中国军队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3)对中国工会施加影响；(4)在中国组织出版事业。在此之后不久，为就近考察中国工作的情形，推动组织宣传工作的更大规模展开，威连斯基更通知正在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从事宣传组织工作的俄共党员统统到北京，参加由他主持的会议。7月4日，他亲自从海参崴来到北京。第二天便举行了包括维经斯基、鲍立维、斯托扬诺维奇等十余名俄共党员参加的重要工作会议，一面总结前一段的工作，一面部署下一步的任务。会议讨论的各项工作中，一项格外引人注目的议题，就是讨论“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在最近期间召开代表大会，彻底完成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是完全可能的。[18]
众所周知，在1920年7月初以前，中国还不存在一个可以召开“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大会”的相应条件。因为，我们所熟悉的，也是后来成为中共一大代表产生基础的上海、北京、广州、武汉、济南、长沙和日本等共产主义小组这时尚未建立。那么，何以北京会议会郑重讨论“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的问题呢？显然，这种讨论不可能是文不对题或空穴来风。具体负责中国工作的维经斯基这时固然没有“在最近期间召开代表大会，彻底完成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的计划，中国各地这时固然也不存在党组织或类似的共产主义小组能够产生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会议”的“代表”，但是，维经斯基却有一个“在最近期间召开”中国各地社会主义小组织代表会议，建立统一的组织中心的计划。联系到早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成也是鱼龙混杂的情况，联系到俄共(布)同本国的无政府主义派别直到十月革命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仍旧保持着某种合作关系，不难想象威连斯基等人关于迅速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提议，是建立在什么样的设想之上的。似乎可以认为，俄国人7月初在北京会议上讨论的“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代表会议”，就是维经斯基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和组织的这次会议。只不过，威连斯基更倾向于把维经斯基组织的这个社会主义者大会，直接变成一个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会议。
维经斯基委托陈独秀召集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的大会，于7月19日在上海正式召开，多半是由于受到会议组织者的影响，与会者专门讨论了要不要把自己变成共产党的问题。关于用“社会党”，还是“共产党”的名义来命名这个大会所产生的社会主义组织的问题，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与会的多数人能够接受“社会党”的名义，只是比较激进的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才更赞成使用“共产党”的名称。[19]会议最后产生了一个足以显示其包容并蓄特点的“社会主义者同盟”。而由此派生出来的包括维经斯基在内的五人领导核心，则定名为“革命局”。[20]紧接着，在这个“革命局”之下，还根据维经斯基的建议，设立了三个部，即出版部、情报宣传部和组织部，负责整个同盟的日常运作。[21]
关于在维经斯基参加下，这个社会主义者同盟上海“革命局”工作的情况，我们在当时曾经参加过出版部工作的郑佩刚的回忆当中，可以看到一个隐约的轮廓。它很明显是各派社会主义者们实行统一战线的生动表现。据郑回忆说：192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维经斯基、杨明斋与随同维经斯基来的那个朝鲜助手，再加上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一个印度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袁振英、尉克水、郑佩刚等，“在陈独秀家中召开社会主义者同盟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精神，讨论积极开展社会革命工作问题”。当晚议决先建立一个有力的战斗的印刷所，委托郑佩刚全权负责。维经斯基后交2000元给陈独秀转给郑，作为印刷所的开办费。很快，这个取名“又新”的印刷所就建成了，并迅速印刷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22]
郑佩刚的回忆同维经斯基报告中所说明的情况相当吻合。维经斯基的报告称：
出版部现有自己的印刷所，并印刷各种小册子。几乎所有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按即海参崴)寄来的材料(除书外)，都已翻译并在印刷中。《共产党宣言》已印好。现有15种小册子和传单正在付印。
结合郑佩刚的回忆，可知从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到成立上海“革命局”，再到建立印刷所，印出《共产党宣言》，这一连串的工作，都是在7月下旬到8月中旬这20余天里完成的。据报告称，在8月22日星期日，他们还将要开始出版一新的中文的工人周刊，即《劳动界》。印数两千，也是在又新印刷所里印刷。
根据我们已有的知识，无论是出版《共产党宣言》，还是出版《劳动界》，显然都是中共上海发起组所为。因此，不难想象，维经斯基报告里谈到的这个上海“革命局”，多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个中共上海发起组。维经斯基有关组织部工作的报告，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证据。他报告说：
组织部在大学生中间进行宣传工作，指导他们走向联合工人和士兵的方向。目前，这方面尚未取得很大成就，但已经有了几个首先倡议的小组，我们已经开始推动他们进行工作。 本周我们组织部从十个地方工会和车间各召集两名代表，以组建工会中央局，该局代表将加入我们上海革命局。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是我用英文写成的。经上海革命局讨论通过，已译成中文，决议的提纲现已作为工会在工人中的宣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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