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们的任务是在中国各工业城市建立类似上海局的组织，然后通过各局代表会议将工作集中起来。现在还只是在北京有一个局，该局接受我的以及米涅尔(按即斯托扬诺维奇的匿名)同志和鲍立维教授的工作指示。如今我拟派米涅尔同志从天津去广州，在那里他将要组建一个革命局，设两个部：情报部和组织部。
……在广州局成立的同时，我们正在安排汉口局的工作。[23]
这一年的8月，原先设在海参崴的远东局下属的外国处撤销，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下设了一个以布尔特曼为主任，加蓬为副主任，勃朗施坦为部主席团书记兼情报处长的东方民族部。原远东局外国处的阿布拉姆松担任东方部中国处负责人。从阿布拉姆松与勃朗施坦这一年12月21日联名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份报告中可以进一步了解到，上海“革命局”下属的组织部还直接推动并策划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报告在说明组织部已经成功地在中国的各大工业城市建成了相应的“革命局”之后称：
组织部在大学生中间进行工作，引导他们活动，同工人及士兵建立联系并组织他们。为联合革命的大学生组成统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而进行了巨大的组织工作。我们在中国各城市举行了一系列大学生的会议，在此基础上，8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几个城市……的大学生代表会议，会上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青年团组织的代表进入了我们的革命局。这样我们就有可能直接并积极对大学生运动施加影响，指引他们到工人和士兵中间去开展有效的革命工作。我们在上海的分部利用这一影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领导大学生的革命运动，指引他们在思想上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商人集团划清界限，这些集团的方针是反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影响而倾向于美国式的民主的。我们的方针与此不同，主张社会革命和坚持面向劳动人民大众。[24]
稍微熟悉早期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经过的读者都能够了解，上述报告中的各项工作，从前都是挂在中共上海发起组名下的。而维经斯基在报告中提到的工会中央局，很可能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劳动组合书记部。他所报告的由上海局，而北京局，而广州局，而汉口局的情况，恰恰与早期共产主义小组从上海、而北京、而广州、而武汉这一发展顺序相一致。他报告中提到的派斯托扬诺维奇前去广州组建“革命局”的情况，也恰恰符合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此后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所报告的内容。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的报告说，1920年底斯托扬诺维奇与另一俄国共产党员佩斯林受命到达广州，与广州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了共产党”。[25]长期以来，我们不十分了解，斯托扬诺维奇为什么会到广州去与无政府主义者合组“共产党”?了解了1920年7月社会主义者同盟产生的经过与性质，以及上海“革命局”的作用，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很明显，斯托扬诺维奇去广州与无政府主义者合组“共产党”，既不是技术上的失误，也不是象人们经常说的那样是由于对当地情形不了解。他早就知道他要去与哪些人合作。这完全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也是其领导机关—上海“革命局”所希望的。同样，东方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关于上海“革命局”已经成功地于8月17日在北京召开大学生代表会议，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说明，也正是我们通常所了解的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功绩之一。[26]所有这些都进一步说明，作为社会主义者同盟指导中心而派生的上海“革命局”，多半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共上海发起组。
几点分析
根据上述，我们或许可以对众说纷纭的上海发起组及其成立时间、参加人员等问题，作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分析判断。
第一，包括中共上海发起组在内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小组，最初其实是各派社会主义者结成统一战线的产物，也即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派生物。正因为如此，我们所熟知的上海、北京、广州这几个最重要的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初，其成员的派别背景与思想倾向都极为复杂。
第二，相信各派社会主义者可以结成统一战线并兼容于共产党，这与维经斯基的个人经历有密切关系。维经斯基原本是美国社会党党员，十月革命以后才回国并加入俄共(布)。[27]在维经斯基看来，社会党、共产党，或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相互之间的转换不应当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用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形式来达到组建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有其特殊的背景。[28]
第三，作为维经斯基在华工作的指导者，威连斯基及其俄共(布)远东地区领导人显然不反对维经斯基所进行的努力。但威连斯基的5月指示以及他所领导的7月北京会议，清楚地显示出俄共(布)更倾向于在中国直接建立纯粹的共产党。很可能是受到这种倾向的影响，作为社会主义者同盟指导协调机关的上海“革命局”在这一年的秋天迅速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即由维经斯基协助陈独秀等起草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各地组织的分裂和各地革命局向纯粹共产主义小组的转变。
第四，包括上海发起组在内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多数最初都是作为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派生物—“革命局”而产生出来的。它们从社会主义者的统一战线组织，转变为纯粹的中共发起组或共产主义小组，经历过一个过程，人员构成也有过较大的变动。但其性质与人员的变动，并未中断其组织形式的延续。因此，计算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立时间，仍可以上海“革命局”的成立时间为准。而上海“革命局”的成立时间，不早于1920年7月初俄共(布)党员北京会议，应当是在7月19日社会主义者联合大会以后，但也不应晚于8月上旬。
第五，最初作为社会主义者同盟主要工作机关而产生的上海“革命局”，开始向作为中共发起组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转变，在时间上有着明显的界限。这就是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制定和11月7日《共产党》月刊的出版。但是，这个转变的完成或许经历了几个月的时间。直到1921年初，党的小组和青年团均分别召开“肃清无政府党的大会”，且在提议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失败后，解散了青年团，这一过程才算最终完成。[29]
第六，既然上海发起组最初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指导协调机关，并且下设各种工作部门，它最初的成员自然派别各异，而且人数较多。随着这一组织在维经斯基以及陈独秀等人的领导下，日益标明共产主义的倾向，从统一战线组织逐渐转变为共产主义小组，它的成员也就自然日渐减少。所以，简单地争论或肯定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员是5人、6人、7人、8人、或15人、20人等，没有特别的意义。应当注意到它的构成是随着时间和其性质的变化而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