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延安会谈可以盖棺论定吗？
西安事变距今已有五十八年，仍有不少谜没有解开。但是，这里面有些谜确是因为年代湮久，史料疏失，当事人亡故，以致死无对证，弄不清如何然、所以然，比如至今仍为许多人所关心的蒋介石事变期间在西安承诺若何，以及对周恩来说了些什么之类。但有些谜却是纯粹是因当事人误忆错记、望文生义，而为人后者孔步亦孔、孔趋亦趋，生吞活剥出来的东西，比如所谓张学良促使中共实行“逼蒋抗日”之类。
说张学良曾促使中共放弃“反蒋”主张，与之共同实行“逼蒋”策略，可谓由来久矣。目前所见最系统、最权威的说法，大概要算是张魁堂先生在国内以及香港所发表的一系列与此有关的著作文章了（包括张著《张学良传》一书和他在《党的文献》一九八八年第三期发表的《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以及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在香港《明报》“西安事变大揭密”专号上刊登的那篇披露“张学良‘联共’之谜”的文章，等）。说它们最系统，是因为张先生在这些著作或文章里明白声明他是利用大量“未披露”的电报档案、回忆录、访谈录，来具体介绍那个“张学良告周（恩来）不能反蒋”的延安会谈的。说它最权威，是因为作者赫赫然标明自己为“北京《西安事变史》编辑组组长”，而它利用得最多的资料，又恰恰是这次会谈的亲身经历者、前任“北京《西安事变史》编辑组组长”刘鼎先生的“札记”。由这样权威的作者，利用这样权威的资料来“揭开张学良‘联共’之谜”，应该说是登峰造极之作了。
当然，如果追根溯源，后来曾经活着的那两个延安会谈的主角也都有过类似的文字。最先提出此类说法的是那个尽人皆知的《西安事变忏悔录》，在这篇多少有点违心的文字里，张学良明确说：延安会谈时，他曾与周恩来为蒋介石抗日与否的问题“辩论多时”。最后，终于促使“周承认蒋公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１）据说，周恩来也曾有过类似的说法。张魁堂先生介绍说，周恩来曾于一九六一年七月四日对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夫妇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当延安会谈中张学良劝告中共应当实行逼蒋政策时，周回答说：“毛泽东同志也有这样的想法”，“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回去报告中央，认真考虑再作答复”（２）。
在延安会谈中只有五名参加者，五人中如今有三个人有过大致接近的回忆，另两人早已故去，这也就难怪几十年来几乎从没有人对此表示过怀疑。但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人在谈论这个问题时依据的都只是这些亲身经历者的回忆，即使包括在这个问题上拥有最完整的档案资料的张魁堂先生在内，在说明这个问题时竟然更多的也只是依据这些回忆。可是，在明明存在着大量足以证明事实经过的重要历史档案资料的情况下，何以放着第一手的档案资料于不顾，而只把眼睛盯着几个当事人的回忆录上？在事隔几十年之后，难道这些当事人的回忆不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不尽准确？
回忆史料不足靠
稍稍留意过台北和大陆学者研究延安会谈的著作文章，就会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即台北学者更多的依据张学良在《忏悔录》中的说法，而大陆学者更多的依据的却是传说中周恩来的说法。换句话说，这两位当事人的说法其实并不完全相同。按照张学良所说，延安会谈所讨论的，主要就是使红军接受南京政府改编，与共产党具体服从蒋介石领导的问题，周恩来甚至已经明确地接受了张学良所提出的“输诚”条件。而按照周恩来所说，周当时只是表示愿意将张的意见带回去向中共中央报告而已，并未有过多少具体的讨论，周更不曾有过附和张的联蒋主张和与之商定输诚条件的情况。不难看出，这两种说法确实相距甚远。唯一能够使两者较为接近起来的是刘鼎的回忆。因为刘鼎也强调说，当时讨论最多的就是联蒋问题，况且，不论周当时所谈内容如何，他回去毕竟很快就此向中共中央进行了汇报，并表示了对张学良建议的赞同态度，因此经中央讨论后，很快“联蒋抗日的问题就定了下来。五月五日红军回师通电就不再提反蒋口号”了（３）。也就是说，不管周恩来是会谈当时就接受了张学良的劝告，还是回去后才决定接受劝告，总之是中共按照张学良的意见改变了自己前此的反蒋方针。
但注意一下当时的历史档案，不难发现这里面至少有两点值得怀疑。第一，中共中央提出停止公开使用反蒋口号的问题，是在延安会谈之前，并非是在延安会谈之后。早在周恩来与张学良举行延安会谈之前，中共中央就曾经举行过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公开宣传上改“打蒋介石”为“打卖国贼”，强调“这个口号更便于打卖国贼”，最便利于取消蒋介石的政治资本。在四月九日白天，毛泽东更进一步指出改变这一策略口号的意义。在一封要求放弃公开发布“讨蒋令”的电报中，他明确地肯定：这样做才是“最聪明的一种办法”。因为目前全国还有许多群众受蒋蒙蔽，发“讨蒋令”不易为群众所理解，不如发“讨日令”，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逼蒋暴露其真相。因此，所谓“目前不应发讨蒋令”，其目的却是要“在讨日令的旗帜下实行讨蒋”，因为他相信，“在讨日令的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它“最能争取落后人民与蒋系部队，最能取消蒋介石之政治资本”（４）。由此可知，用提不提反蒋口号来作为评价中共是否放弃反蒋态度的判断标准，是靠不住的。因为，从四月开始，实际上中共中央就已经停止公开使用反蒋口号了，五月五日红军通电中没有再提反蒋口号，不过是这一新策略的具体延伸而已，与延安会谈的结果并无直接关系。第二，延安会谈以后，在中共中央陆续发布的各种内部文件当中，反蒋的指示仍旧随处可见，完全看不出中共受到延安会谈中张学良劝告影响而放弃反蒋态度的影子。就在中共中央发布红军回师通电不过两周，它就在给四方面军的电报中明确指示：目前“唯一的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与蒋介石”。此后甚至直到七月间，毛泽东也还在强调红军向国民党军队秘密宣传“抗日”、“反蒋”、“联俄”、“联共”的重要意义。只是到了八月中旬以后，我们才能看到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放弃“抗日反蒋”方针的政策指示。这说明，中共中央停止了反蒋口号的宣传，而其反蒋方针却一直实行到八月中旬才最终得以改变（５）。上述情况无疑让我们对张学良回忆中的说法和传说中周恩来回忆中的说法表示疑惑，因为按照这样的事实，所谓张学良在延安会谈上的劝告改变了中共中央的反蒋方针的说法，根本就难以成立。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可能有必要问一下：张学良是不是提出过不要反蒋的劝告呢？遍查档案的结果，我们确实找到了相关的证明。但那是在延安会谈之前，而不是在延安会谈之中！
档案证明，在中共中央在决定派周恩来前去延安谈判之前，李克农曾代表中共方面与张学良有过接触，中共中央根据李克农报告作出的关于与张学良进一步谈判的原则规定，明确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即既不要接受任何有损苏维埃政制与红军利益的要求，也不要因为张学良不同意反蒋而与其发生争执，但必须“坚持抗日讨卖国贼不可分离，反对抗日不讨卖国贼”（６）。这足以说明，张学良在与李克农的谈话中曾经有过关于中共应当放弃反蒋态度的表示。但也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就此明确规定：必须坚持自身的反蒋方针，只不过不要因张学良不赞成反蒋而放弃争取张的努力。很难想象周恩来会置中共中央的这一规定于不顾。不仅如此，在延安谈判之前，为避免因为对蒋态度的不同引起争论，中共中央还特别强调了要回避了对蒋问题的讨论。关于这一点，中共方面在会谈之前也特别通知了张学良（７）。因此，说延安会谈中“占时最多的问题”就是对蒋策略和中共红军与南京政府的关系问题，这无论如何值得怀疑。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延安会谈不到两周之前，中共中央刚刚召开过一次重要的决定统一战线政策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所谓晋西会议），会上刚刚肯定了蒋介石属于必须反对的“民族反革命”，说周恩来刚从会议上下来就轻易地被张学良说服联蒋，更是情理不通。况且，即使是周恩来真的被说服改变观点，说什么“毛泽东同志也有这样的想法”，也绝对不合逻辑，因为在三月底关于统一战线政策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继续肯定那个强调“坚持抗日讨卖国贼不可分离”的训令仍旧“适用”的，正是毛泽东；正式宣布蒋介石是“民族反革命”并明确肯定他仍旧是主要打击对象的，同样是毛泽东（８）。这时的毛泽东何来什么“逼蒋”“联蒋”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