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一生，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的过程。从一个前清秀才，一跃而成为北京大学教授兼文科学长，进而成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1]，再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甚至是中共五届中央的总书记[2]。曾几何时，斗转星移，陈独秀成为“反对派”，遭共产党唾弃，被国民党判刑，最后贫病交加，客死他乡。

对陈独秀的一生，至今人们的评价不一。有的是因为观点不同，有的却是因为资料欠缺。综其一生，与共产党关系最大。恰恰是陈独秀在共产党的这一段时间，许多资料长期不得披露，研究起来困难最多。国内几乎所有谈及陈独秀生平的文章和著作，都肯定地说，由于他“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而成了“中国的孟什维克”，“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对中国共产党1927年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3]但是，如果我们连这一时期陈在党内主持工作过程中的许多重要文献资料都不了解的话，焉知他的那些“主义”的背后，没有更复杂的背景？何况，中国共产党自始就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并直接受到莫斯科派来的代表的监督指导，我们又如何知道他没有进行过内部的抗争？

1929年陈独秀曾经发表过一个《告全党同志书》，历数自己当年五度“未能坚持我的意见”，被迫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情形[4]。但共产国际早已给陈独秀的“错误”定性，声称中国革命的失败关键在于，党的领导机构中存在着“陈独秀这样一类机会主义倾向最严重的领袖”。于是，什么“右倾分子”、“投降主义”之类的政治名词纷至沓来。[5]陈独秀的辩白，自然引不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直至今日，即使那些为陈独秀鸣不平，高度评价陈是那个牺牲自己、造福中国的“普罗米修斯”的作者们，也仍旧口口声声地说：“我们并没有疏忽他投身革命，尤其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应承担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责任，以及在理顺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关系方面，和在与国民党右翼斗争方面的缺失。”[6]然而，有谁真的能够说清楚，那些“责任”和“缺失”究竟是怎么来的，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陈独秀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共产国际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党、一个领导人在成长过程中不过避免的碰撞或探索？更何况，前些年中俄学者中已经有人在指责陈独秀犯有“左倾”的错误了。[7]于是，陈独秀“左”耶“右”耶，时左时右，亦或“形左实右”的问题也出来了。

坦率地说，“右倾”也好，“左倾”也好，未必是历史学家应该讨论的话题。是非对错，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角度，人们难免会有不同的看法。研究陈独秀主持中共工作期间的这段历史，关键在于搞清楚基本史实，即当时究竟发生过什么，它们是怎么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特别是要弄清楚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以便使我们最终能够知道，真实的陈独秀究竟是怎样的。在陈独秀留下的那许许多多文字中，哪些是陈独秀自己的主张，哪些其实是来自莫斯科的意见和决定。近年来，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有所展开[8]，但一些关键性资料的欠缺仍然是一个明显的障碍。随着俄、德、中三种版本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1920－1927）》（文件集）的出版，这样的条件得到了重要的改善。本文即准备在此基础上，就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某些传统的说法，作深入一些的探讨。

                陈独秀“幼稚”，全党更“幼稚”

和列宁创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即俄共前身）时的条件比较起来，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无疑要“幼稚”得多。根据《毛泽东选集》中的说法，陈独秀就是因为“党在初创时期的幼稚，当了党的总书记”的。[9]这句话，逻辑上的意思大概可以理解为：因为党初创时期“幼稚”，所以才选了“幼稚”的陈独秀来做总书记。

说共产党当时“幼稚”，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当年党成立起来了，但党的领导人以及党的其他成员，“理论准备”普遍欠缺。通俗地说，就是大家当时都还不很清楚用于指导俄国革命成功的列宁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相对来说，陈独秀在当时接受列宁主义则确实是比较早的和比较彻底的。

陈独秀何时开始信仰列宁主义？1920年夏天。这一年的9月1日，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一文，第一次开始大谈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颂扬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俄国革命经验。而就在4个月前，即1920年5月1日，他还在发表文章，声称：他不相信任何人、任何制度、任何学说能够包治百病。[10]仅仅几个月后，他的思想就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甚至，如果我们依据目前所知的情况，相信在1920年6月间，陈独秀等人组织过一个叫“社会共产党”的组织[11]，一个月后又受俄共代表维经斯基的委托，组织筹备“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会议和组织，并成为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12]。如果我们进一步相信它们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或至少在同一时期他还在筹建中共上海发起组等共产主义小组的话，那么，似乎可以认为，陈独秀在六七月间应该就已经开始倾向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了。

在很短的时间里，一跃而成为列宁主义者，这在当时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当中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而与其他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不同的是，陈独秀转向列宁主义，并迅速开始用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来考虑问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特殊条件，那就是他曾经有机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俄共代表维经斯基那里得到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帮助。

维经斯基从1920年5月到上海，到1921年1月回国，他在中国的半年多时间里，与陈独秀的接触和交往超过他认识的任何中国人，时间长达几个月。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不论是组建中国社会主义者同盟，筹建中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或者是创办《共产党》月刊、《劳动者》周刊，以及起草诸如《中国共产党宣言》等重要文件，维经斯基都曾与陈独秀等人密切协商，给了陈独秀十分重要的帮助。因此，从陈独秀《谈政治》一文开始，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随后这段时期“对于政治的见解”，几乎都是从俄国革命经验中得到的。而这些理念和经验，自然都是得益于维经斯基的介绍与灌输。

有一种说法，认为陈独秀当上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很大程度上是凭借了他在五四运动中的声望，而不是他在理论和经验方面比当时党的其他成员更成熟。关于这一说法的可靠性，我们只要比较一下中共一大通过的那个众所周知存在严重缺陷的决议和陈独秀此前的文章，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科书，包括最新出版的中共党史读物都认为，有关中国革命需要“两步走”的思想，中共一大期间基本上还不存在，直到1922年初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党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回国，带回共产国际的意见之后，人们才认识清楚，然后才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确定下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