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急于变动策略方针，其实主要是北伐军进展顺利，国民党有迅速统一中国的可能，苏共中央生怕中国再出现一个凯末尔式的噩梦[100]，因此想利用北伐军占领区工农运动高涨的机会，把共产党人推上历史舞台，迅速取得部分政权和军权，以便引导中国革命持续左转。过于相信群众运动的共产国际显然忽略了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不同特点。唯一注意到中国革命有着不同于俄国革命特点的斯大林，虽然谈到了中国的革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但他却弄不清楚那些打着国民党旗号的军队并非是他所说的那种“革命军队”，共产党人也不可能按照他的要求，在他所期望的时间内，把这些军队改造“成为中国革命思想底真正的和模范的代表者”。他居然主张“通过军队来帮助农民反对地主”，“通过军队实行正确的农民政策”。[101]结果，莫斯科在提出如此激进的革命目标的时候，只是纸上谈兵地把几个纯粹理论上的“阶级”加加减减，甚至把各种各样的军阀部队也统统算做是可以由共产党人为所欲为的“革命军队”，完全不知道如何正确地估计不同力量配置的现实状况。
陈独秀对共产国际决议中的激进要求从一开始就略感困惑。尤其是诸如土地国有（没收土地）之类的口号，他早就表示过不同意见。当然，他原则上不反对共产国际提出的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主张。在他主持下通过的中央决议中，事实上只是集中讨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说明过去总“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至快也要到明天早晨，未到明天早晨六点钟以前，我们必须自己挪（绑）着自己的手脚，仿佛多做一点便违反了革命铁律”。现在知道，“我们的革命方针和战略上，必须抓住这两种革命的连锁，使之一气呵成，不能够机械的将他画为截然不相衔接的两个时期。”[102]
共产国际的决议促使中共中央内部一度充满了革命激情，他们开始断言：“中国革命是为我们意料不到的局势”，“中国民族革命已到稳固时期，无产阶级已到夺取领导权的时期”。但是，眼见1927年3月底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占领上海，陈独秀还算保存了一份清醒。他明确告诫党内干部说：“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勾结，党军也很右倾。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因为将来的纠纷问题，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题。如果我们不马上动作，将来就纯为国共争斗，完全失掉联合战线。所以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要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也）完全断绝”，未必对革命不利。[103]不论陈独秀这时的想法是否符合实际，他认识到共产党与蒋介石之争的关键在武装的对抗，这不能不说是合乎实际的看法。说他这时有意妥协，显然不是事实。
莫斯科制定那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时没有估计到蒋介石会造反。他们未必不清楚国民党内部的危机，只是他们习惯了更多地考虑：“应该策略地利用……矛盾”。同陈独秀一样，他们也一厢情愿地指望让汪精卫回来削弱蒋介石的权力，却没有想到此举恰好加速了蒋介石的造反。当蒋介石准备进攻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消息传到莫斯科之后，正在督促中共中央接受那些豪言壮语的苏共中央却变得手足无措起来，连起码的抵抗也不允许。斯大林等人一连数电给上海的中共中央，要求“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不准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同时，莫斯科暗示鲍罗廷可以对蒋做出妥协，称：“您是否认为这样做是恰当的：对蒋介石作出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和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者一边？”“征询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意见，派格里高里（即维经斯基－引者注）同志去上海与蒋介石进行联系并防止他采取极端行动，他认为这样安排是否合适？”[104]
由此可以看得很清楚，是莫斯科，而不是陈独秀指望用策略手腕来暂时缓和矛盾。数十年来遭人诟病的《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出来的。陈独秀之所以放弃了预定的武装对抗的计划，转而与汪精卫联合发表宣言，否认国共有冲突的准备，其目的不外是为了依照莫斯科的指令，安抚磨刀霍霍的国民党右翼势力，尽可能地阻止蒋介石采取极端行动。
随着上海发生“四·一二”事变，广州发生“四·一五”事变，蒋介石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公开“清共”，共产国际担心的凯末尔噩梦在中国重演了。但是，共产国际的思维仍旧被它的革命理论和经验禁锢着。明明武汉政府所控制的两湖和江西的部分地区已经被围在拥护南京政府的广东、广西、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安徽和四川诸省区之中，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危机四伏，大大小小的蒋介石到处都是，处境日趋险恶，莫斯科却继续坚持进攻政策。越来越不能理解莫斯科思维逻辑的陈独秀，最终站出来拒绝共产国际的主张，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陈独秀“右倾投降”？
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期间最大的罪名，就是“右倾投降”。而这个罪名最早也是共产国际给加上的。原因很简单，进入到武汉政府阶段，国共关系破裂在即，共产国际坚持进攻，陈独秀却力主退却。最后，共产党失败，共产国际自然就让陈独秀背上了“右倾投降”的罪责。然而，共产党的失败真的是因为陈独秀的退却主张造成的吗？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分歧的焦点，主要表现在如何对待工农运动“过火”的问题上。
还在1926年12月，广东、两湖，特别是武汉地区，随着工农运动的兴起，就不断出现手工业者、店员同中小商人、店主之间的尖锐冲突，使国民革命赖以依存的统一战线内部呈现出严重危机。陈独秀虽初遇这类问题，无经验及政策可循，却已经意识到必须对工农运动加以适当引导，并限制其“过火”行为。为此，他专门召集了中央特别会议，通过决定，主张“在工农群众实际斗争中勿存幻想（如手工业工人过高要求，工人纠察队执行一部分政权，实行耕地农有等），以防止我们过于向左”。[105]联想到20年后中共土改、进城，有政权、有军队，仍旧反反复复研究颁布各项政策法令，反对“极左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时时注意引导和规范工农行为，可知陈独秀此时防左的动机未必有多少可以指摘之地方。
当然，一方面想要靠民众运动的规模与国民党右派抗衡，一方面又没有明确的政策和有相当经验的干部，中共中央没有，也不可能对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真正进行约束。自共产国际七次执委扩大会决议传到中国以后，工农运动有了更加迅猛的发展，而由此带来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引起中小资产阶级的恐慌，它们已经直接刺激了大批军官和将领，从而使武汉国民党上层也发生了严重敌视工农运动的情绪。据陈独秀说，他4月上旬赶到武汉，“第一次会见汪精卫，即听到他一些有反动倾向的言论，和上海谈话时大两样”。当时汪精卫到武汉也不过才几天时间，可见当时武汉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和工农运动，已相当不满。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对共产国际决议中的激进措施，自然更是表示疑问。他明确讲：“共产国际的提纲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实际运用却很难，需要时间。”比如在农村，就“不能为了削弱反动派的基础来加剧农村的阶级斗争”。[106]
陈独秀的顾虑，并非没有道理。仅武汉一地，两三个月内，有报道的罢工就发生了150余起，由于政府没有约束能力，工会权力极大，各行各业的工人、店员都群起要求提高生活待遇，出现了“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每日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工厂店铺等”一系列无政府主义的“过火”行动。再加上南京政府实施经济封锁，物价飞涨，市场萎缩，结果是企业停工，银行歇业，商店倒闭，失业工人猛增至10万以上。湖南农运则喊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过激口号，大搞贫农专政，“法津由心，刑戮在口”，不仅随意捕杀，而且罚款、游街、吃大户、毁庙宇、打菩萨、拆祠堂、禁养猪鸭、强迫妇女剪发、逼寡妇改嫁，甚至阻禁谷米出境、截扣军粮、抗捐抗税、捣毁税局厘局，一时间形成“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恐怖现象”。结果，武汉政府控制的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财政收入较占领前锐减三分之二以上。尤其是湖南，月收入竟由占领前的360万，锐减为70万。武汉政府这时主要靠湖南唐生智的部队来同蒋介石对抗，但恰恰是湖南农运对其部队的军官刺激最大，再加上武汉政府欠饷，光是欠唐生智属下一个军的军饷，就在200万元以上[107]。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战争难以为继，就是武汉政府本身的维系也大成问题。所有这一切，自然都被武汉国民党人归罪于共产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