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决议案明确认为：国民党固然是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工具，但决不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之全部。“我们固然要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上在组织上发展，同时也不可忘了在国民党中的争斗：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争斗，农工阶级的经济争斗。”“对于国民党政治上妥协政策，尤其是不利于工人农民的行动，我们必须暴露其错误，号召工人农民群众起来反抗。”

会议由此做出决定：“引导工业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革命的小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以至于乡村经济中有政治觉悟的农民参加革命，实为吾党目前之最重要的责任。”当然，会议对五月扩大会议决议也有修正，如规定今后必须独立地组织工农的同时，不再笼统地反对中共党员及在中共指导下的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只是强调：非工作需要不再加入国民党。[61]

对于陈独秀提出的决议案，用瞿秋白的话来说：“只有几个与群众和党的生活没有联系的同志”，对决议中关于“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必得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定之”一句，有过一些不同看法，“作出某种‘不断革命’的暗示，但这种暗示很快就消失了”。[62]很明显，这个观点同陈独秀1923年的说法有某些相似之处。而与会的绝大多数人，包括瞿秋白等在内，都是赞同的这一观点的。他们并不同意泛泛地谈论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不断革命”。因为他们了解，以现有的力量对比，要想一举实现俄国1917年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飞跃，几乎是不可能的。国民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社会革命，确实要看国民革命中共产党自身的革命准备能至何种程度和当时的客观条件如何。

                      陈独秀的所谓三次“大让步”[63]

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无疑是中共历史上具有突出意义的一次旨在加强自身阶级性和斗争性的大会。不少对中共后来有重大影响的观念，如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等等，都是在这次大会上提出来的。何以不过一年时间，它就重新陷入妥协的泥沼，以致有了人们所谓的陈独秀的三次“大让步”了呢？这种转变之突然，同样有些让人难于理解。

陈独秀的第一次“大让步”，指的是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夕向国民党右派妥协，破坏了广东党组织以共产党人和左派占据国民党中央绝对多数的选举计划。其实，作出这一判断的前提是颇值得考虑的。即，能否认为以共产党人和左派（事实证明国民党内部几乎没有几个确定的“左派”）来占据国民党中央肯定是一个好计划呢？是否占据了国民党中央就能够阻止发生“三二0”事变，或其他旨在排除共产党控制国民党的类似事变呢？这是很令人怀疑的。

当时的形势是，中共四大之后，中共组织上迅速发展。从中共三大至四大期间，历时一年零七个月，党员由423人只增加到900人，不过1倍稍多。而从中共四大至1925年10月召开中共中央执委扩大会议时，不过9个月的时间，党员的人数就增加近两倍，达到了2428人。尤为重要的是，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前后，主张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右翼势力公开分裂，在北京西山成立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此即后来史称西山会议派之前身），随后因上海的日本厂主和英国巡捕枪杀示威工人和学生，引发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五卅”运动，中国共产党得以公开打出自己的政治旗帜，极大地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