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80年代以来，中央文献研究室陆续公布了相当一批有关西安事变的电报档案资料。这些文电的公布，为西安事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但是，在公布的这些电报里，也有极少数重要电报的时间和内容不大准确，容易对研究者的研究产生误导，故此专文略作考辨。
1．《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各项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 (1936年4月10日)。 (1990年刊布于《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第3—4页)
这封电报是研究西安事变前夕中共与张学良统战关系，以及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初衷的最重要的一份文献资料。但已公开的文件内容以及标注的日期却明显地与原文内容及其形成时间有所出入。
首先是电报的时间问题。刊布的电报时间标明为“
其次是电报的内容问题。刊布电文时，编者曾特别在电报题目下注明：“本文按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电报抄写稿刊印”，并且，刊布的电文既有收报人，也有发报人，中间又无删节号或删节说明，给人的印象是原文照录，未加增删改动。但事实上，仅就刊布的电文本身看，就会发现此电文不完整，因为它只有“甲”，而无“乙”项及其他各项。再对照引用过此一电文的申伯纯、张魁堂等人的著作，更可以发现，编者所公布的尚不及原文的三分之一，而且文字多有变动，许多文字的改动本无必要，有些改动干脆改变了原文的内容，甚至严重地歪曲了原文的意思。
所谓许多改动本无必要，仅举两例即可看出：如“甲”项下之文字，原文为“与张 (说明)的基本及具体问题：”，刊布的文字则改为“与张 (谈)的基本及具体问题 (如下)：”；如“甲”项下之“A”点，原文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完全同意，但他在公开抗日之先不能不受蒋令进驻苏区，他认为红军与日帝一接触，不打红军共同抗日的运动便 (可)兴起”，刊布的文字则变动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完全同意。但他在 (未)公开抗日之先不能不受蒋令进驻苏区。他认为，红军与日帝一接触，不打红军共同抗日的运动便(会)兴起”。类似的加字、减字、变字甚多，举不胜举。
所谓有些改动改变了原文的内容，甚至严重歪曲了原文的意思，也可以举两例说明。
第一，原电此一部分原本分为“甲”、“乙”、“丙”、“丁”四项，“甲”以下又分列“A”、“B”、“D”、“E”、“F”、“G”、“H”七点，其中所缺“C”点系因电码错乱与“F”点混同，另“B”之一半内容也混入“F”点中，而“F”点中部分内容被移至“G”点中。编者显然没有细心研究就改排了原文各点的先后次序。刊布的电文因找不到“C”点，就想当然地将抄件中手写的形似“C”的“G”当成了“C”。由于将“G”前提到“C”的位置，而将“C”按内容归类并入“B”，自“F”以后各点全乱，于是，编者就自作主张地取消了“F”以后各点，根据自己的理解，将“H”点的内容并入“F”，将“乙”根据内容一分为二，改为“G”和“H”，并又在“H”以下再设“(甲)”和“(乙)”，将“丙”改为“(甲)”，“丁”改为“(乙)”。如此不顾原文逻辑随意变动原文段落层次，还标明照原件刊布，这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第二，原文“D”点，刊布的文字为：“对蒋问题，他认为蒋部下确有变化。蒋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蒋如确降日，他决离开他。”按照刊布的文字，张的看法是，“蒋部下确有变化。蒋现在歧路上。”因为蒋还处在抗日与不抗日的歧路上，有可能向抗日转变，因此他还要拉蒋一把，目前不能反蒋。这很符合流行的说法，即当时双方商定，共产党在外面逼，他有里面劝，内外夹攻，争取能把蒋变过来。然而，对照原文，很容易发现编者在这里又是自以为是地将原文作了极大的改动。原文为：“对蒋问题。他的问题部下确有分化问题，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问题如确降日，代异离开他”。如果按照原文将所缺的字补上，个别代码错误造成的错字加上注释，整理后的文字显然应该是这样的，即“对蒋问题。他的问题(是)部下确有分化问题，(他)现在歧路上，(要)他现在反蒋做不到。问题(是)如(蒋)确降日，代(他)异(定)离开他。”不难看出，原文的意思并不是谈蒋的部下有分化，说蒋歧路上，而是针对周恩来劝他反蒋，颇为矛盾地解释他自己的难处。一方面承认由于抗日及对蒋的问题，自己的部下已有分化的苗头，而他自己也在歧路上，很是犹豫，但无论如何，要他现在反蒋还做不到，如果发现蒋确实降日，他一定会离开蒋。这样一封极端重要的档案文献资料，经编者一改，虽然只是几个字的增删，就变得面目全非了。
2．《军委主席团电》(
此电内容系通报西安事变详情，共两条，(一)说明“起义详情”，称“十二日六时已将蒋介石、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邵力子、晏道刚及其他中央人员全部俘虏，蒋孝先、邵元冲及宪兵一团长阵亡，钱大钧受伤，马志超及城防之宪兵警察和一部分中央军全部缴枪，除蒋死卫士二十多人外，西安城内冲突小小，可谓完全胜利。已宣布政治主张及十大政纲”。(二)要求“全军宣布加紧准备，待命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