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中国走上革命道路，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以往的研究，比较多地分析了战后中国内部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推动革命的种种动力，却多少忽略了对外部条件和作用的探讨。迄今为止，注意到分析说明战后中国革命外部条件的文章著作与那些强调中国革命内部原因的文章著作相比，可以说屈指可数[1]。而不少谈到这一问题的学者又往往习惯于把这种刺激与反应的过程简单地归结为具体描述中共成功抵制外国干预或进行正确的战略选择的过程。因此，有关战后外部世界变动及其对中国革命所起作用和意义问题，似乎尚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和深入讨论。
何谓战后中国革命的外部原因？通常，许多关注这一问题的人都习惯于把目光集中在战后苏联与中共的关系问题上。结果，中俄两国档案公布的迟缓就极大地妨碍了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准确的评估。但是，严格说来，战后国际环境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苏联究竟在何时何地向中共具体提供了些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它其实更重要地反映在，由于美苏关系急剧变动而出现的两国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世界政治关系的迅速分化与改组，给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和机会，它们又在多大程度上便利和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关于外部因素和作用足以影响一个国家革命成败的情况，战后希腊和南斯拉夫的不同命运提供了一对最具可比性的例子。两国同在巴尔干半岛，两国共产党的力量当时在国内都占绝对优势，并且远较战后中共当时在国内的力量为强，结果却是一个惨遭外部干涉而失败，一个轻而易举就取得了全国政权。之所以出现如此相异的结果，究其原因，就是因为1944年10月丘吉尔与斯大林有过一个划分双方在巴尔干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希腊划在了英美一边，结果不仅英美敢于大胆干涉希腊革命，而且当希腊共产党人奋起反抗时，俄国人却不动声色，袖手旁观，眼看希腊共产党人被强敌所压倒。由此可见，一个国家革命的成败，并不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革命者是否有坚强的决心和能否独立自主，甚至也不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中革命一方是否居于优势的地位，外部条件有时会发生相当重要的作用。
由于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事实上把中国划入了美国的势力范围，苏联也承诺战后支持蒋介石，因此，战后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很大程度上恰恰接近于希腊，而不是南斯拉夫。这意味着，中国革命很可能会重蹈希腊革命的复辙，遭到美国的武装干涉。斯大林强迫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美军在华北登陆助蒋接收……，一切都显示共产党人正在陷入希腊共产党人曾经遭遇过的困难境地。但是，战争打起来了，美国并没有干涉，共产党只用了不过三四年的时间，就由弱变强，打败了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取得了世人意想不到的全面胜利。共产党真的不曾得到过苏联的帮助？美国人为何不敢出兵干涉？……十分明显，仅仅用毛泽东如何“独立自主”和“高瞻远瞩”似乎还不足以解释一切。
本文准备就战前战后中国革命过程中国际因素的生成和作用做一扼要的分析，旨在说明，战后国际局势出现了怎样的变动，它对中国革命发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个并非题外的话题：“俄国”
从七十年代中美两国建交以来，许多关注中美关系历史的人都喜欢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即美国在中国的机会是怎样失去的？那意思是说，本来战时来到中国的相当一批美国年轻外交官早就认识到国共两党力量此消彼长的大趋势，提出了发展同中共关系的积极设想，仅仅是因为美国政府随后采取了扶蒋抑共的错误政策，导致美国与中共关系逐渐恶化，从而使美国在长达20多的时间里，失去了与新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机会。[2]
真的存在另外一种政策选择吗？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年轻外交官当年对中共的好感是建立在怎样一种基础之上，也许会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谈论这个问题。
我们通常所说的那几位年轻的职业外交官，主要指当时在中国的约翰·S·谢伟思、约翰·P·戴维斯和约翰·C·文森特等人。[3]文森特大概是最早尖锐批评国民党，主张给八路军以必要援助，并相信中共战后必然要在中国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的。以后，谢伟思和戴维斯就此做了更多的调查，提交了更多的报告。其核心内容不外以下几点：第一，中国无论在抗战中，还是在战后太平洋的战略格局中，都与美国利益攸关；第二，国民党腐败无能又一味反苏反共，而中共日益强大深得民心，与其一味支持蒋介石，迫使中共战后投入苏联怀抱，使中国华北和东北落入苏联之手，不如通过援共抑蒋争取中共倒向美国，从而抵制苏联向远东扩张，因为第三，中共并非正统意义上的共产党，他们的政策实际上更接近于美国人的观念，与苏联的模式相差甚远。[4]
在这里，不难看出这些美国年轻外交官们对中共的重视，是建立在怎样一种考虑之上的，这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保护美国的利益，不使苏联战后染指中国。而谢伟思、戴维斯等人正是在对苏联的问题上早就产生了强烈的担心。
还在1942、1943年，当这些美国外交官还不那么信任中共时，他们就已经在高度关注战后在远东可能出现的美苏利益冲突了。谢伟思当时的警告是：延安的共产党政府可能不会实行美国意义上的民主。而且即使美国为避免共产党的敌意不再给国民党以物资和外交的援助，这个共产党政府还是可能会更倾向于与俄国而不是与英美建立友好合作关系。[5]戴维斯与谢伟思一样，他怀疑中共的领导人骨子里仍旧是亲苏的，甚至还可能在接受莫斯科的指示。问题是，蒋介石并没有力量消灭中共却一味地指望用武力解决问题，这样难免会把美国卷入到与苏联的冲突当中去。[6]换言之，这些美国外交官这时重视中共、力图接近中共的一个主要目的，正如他们反复强调的，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想要由此“获知俄国在亚洲的目标何在”，并采取一切努力避免战后中国落入苏联的怀抱。而在他们看来，中国的严重问题恰恰在于，腐败专制的国民党难于指望，它不仅“不可能成为对抗俄国的力量”，而且其对中共的态度以及背离民众的种种作法，“不知不觉助成了俄国在东亚的优势”，最终不单是中共可能依据天时地利夺取华北和满洲造成苏联的卫星国，就连朝鲜、台湾都可能被驱入苏联的怀抱之中。[7]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看到延安的新民主主义体制的成功尝试，发现中共与苏联几乎没有多少联系之后，他们自然而然地会把抵制苏联向远东扩张的希望，寄托到加强美国与中共关系的前景上来。他们正是为此而大声呼吁：“把共产党人拉到我们一边而不是把他们投入俄国人的怀抱”。[8]
以分化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做为美国对中共政策的基本出发点，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中共不能是正统意义上的共产党。而正是在这个问题，美国人当时抱有相当多的幻想。最早也是最具权威性的评价大概要算是罗斯福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委托特使居里和联邦准备银行调查统计部主任戴普莱向蒋介石转达的那个口信了。罗斯福明确讲：“予自万里之外观察中国之共产党员，似与我等所称之社会党员，无甚差别。彼等对于农民、妇女以及日本之态度，足值吾人之赞许。故中国共产党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戴普莱对此更进一步解释称：“罗斯福之意见以为中国之有共产党，并不能认为中国有共产主义之实行，只能视作民主政治之实习。”[9]罗斯福的这一看法，显然也是那个时候众多外国人的普遍认识。据外交官们报告：“访问过共产党地区的外国观察家们（包括美国人在内）一致认为，共产党政权的当前政策与正统共产主义相去甚远。它为政异常清廉；已经举行了普遍选举；个人的经济自由相对而言未受限制，这一政权看来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与其说它是共产主义的政权不如说它是农业民主的政权更为准确。”[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