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虽然是产生于对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及其起源的一种自然的民族情感，但它并不等同于这种自然情感，也不是与民族诞生俱来的一种本能。把这种民族感情政治化，是近代以来才有的历史现象。它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化的潮流而出现的，力图通过实现领土和主权的独立与完整，以国家的形式保持本民族特点及其延续性，不被其他民族吞并或侵害的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性的政治诉求。对国家的认同，是民族主义的核心。也正因为如此，那些非抵抗资本主义列强，否则不能保证自身生存发展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其民族主义的情绪就显得格外高昂。整个20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主义的觉醒，无疑极大地推动了各国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

中国革命自其开始以来，所追求的直接目标就是摆脱屈辱的半殖地地位，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他们也从不否认自己的民族主义使命。基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他们只是习惯于在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前面加上“无产阶级”、“革命的”或“广义的”这样的一些限制词。他们从来就相信：在落后的被压迫民族当中，民族主义“正发展着进步的、革命的旗帜的作用”。只有首先实现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才有谈到这些民族中阶级解放的可能。[1]而不论共产党人后来对“民族主义”这一概念的看法有过怎样的变化，在涉及到国与国关系的情况下，人们头脑中的民族主义目标及其情感，依旧在极大的影响着他们的政治判断和对外政策。包括在中苏这两个共产党国家之间，这种情况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中苏两国由最初的同盟，很快走向关系破裂，毫无疑问绝不仅仅是因为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了怎样严重的分歧，而是与双方之间民族主义的碰撞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要深入了解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还是应该从新中国建国前后中苏两党两国围绕着如何理解各自权利和利益问题发生的民族主义碰撞开始谈起。[2]本文即试图就此略做尝试。

实现平等的热切期待

革命通常都是和理想联系在一起的。革命的成功，即应是理想的实现。1949年，眼看新中国成立在即，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渴望一举成就革命理想的心情之迫切与强烈，当不难想象。而在长期遭受列强侵略，处于半殖民悲惨境地的中国人看来，革命的最主要目标，当然是要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要想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自然取决于能否根本上取消关系大国的一切特权并取得其外交上的正式承认。但在这个问题上，中共中央刚刚开始考虑建国问题，就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境地。其原因很简单，就取消列强特权而言，基于意识形态对立等原因，中共不难用强力取消美英各国在华特权，却难以取得美英各国的正式外交承认；就外交承认而言，基于相同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关系，新中国不难得到苏联的外交承认，但中共对苏联能否放弃它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地位和各种特权，却没有十分的把握。由此可知，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就相当微妙与复杂。

1949年开年不过一周时间，中苏两党之间就发生了一件颇能反映双方关系微妙的事情。当时南京政府为延缓军事崩溃的趋势，向苏、美、英、法四国政府提请协助调处国共内战。斯大林把南京的请求转发毛泽东，并建议委婉拒绝外国调停，但在相当条件下接受和谈请求。毛怀疑斯大林有意干涉中国革命，对此大为不满。后来，斯大林进一步说明了他所提议的接受和谈，只是一种争取国内外舆论的策略手段，苏联并非真的希望看到反对国民党的战争停止下来。而毛最终也在1月14日按照斯大林的建议提出了严苛的条件，同意举行国共和谈。但是，他明显地还是不喜欢斯大林卷入到这种本应由中国人自己决定的事情上来。[3]直到毛几天后修改周恩来起草的对外交工作的指示时，他还念念不忘地在其中特别加写了一段话，即“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4]这里所说的“外国人”，显然包含俄国人在内。而所谓“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清楚地显示毛在1949年初就已经完成了从革命到执政的角色转换，开始有意识地把中苏两党关系方面的问题也放到国家主权的高度上来看待了。

既然做好了执政的准备，中共领导人自然要高度关切恢复民族权益的问题。而新政府能否收复国民党政府丧失的权益，彻底实现民族独立，不仅关系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能否实现其民族主义的革命目标，而且对共产党和新政府的政治形象影响甚大。特别是经过抗日战争，各种不平等条约已大部废除，长期成为历史屈辱象征的各种租界和租借地也多半不复存在。唯一在事实上仍旧在中国拥有特殊权益，包括占据着中国领土者，只有苏联和英国。苏联利用参加对日作战之机，迫使国民党政府同意其驻军旅顺港30年，共同经营中长铁路和通过公投完成外蒙古独立手续等项协定，在战后给国人留下了相当不好的印象。[5]中共中央无疑必须设法解决这一问题。中苏两党领导人第一次秘密接触，就不能不迅速涉及这一问题。

战后中苏两党领导人的第一次接触，发生在1949上1月30日至2月8日之间。当时苏共中央特派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潜来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阜平西柏坡村，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长达一周时间的会谈。在会谈中，毛泽东似乎不经意地，但却明显带有试探意味地讲述了“一个女资产阶级社会活动家”提出的问题，“即革命政府在中国掌权后，苏联再在旅顺保有军事基地就没有意义了，而收回旅顺，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一件大事。”[6]当然，毛泽东未必急于立即收回旅顺军事基地，在新中国还没有海军可以威慑侵略者的情况下，苏联暂时保有在旅顺的驻军，对震慑美国，保证东北解放区的安全，确有相当价值。但这并不等于多数中国民众和社会舆论能够理解。而考虑到即将执政的前景，毛泽东不能不开始更多地考虑如何面对这种要求维护国家主权的意见，哪怕它来自资产阶级方面。

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则是外蒙古的归属问题。苏联（当时为苏俄）自1921年就开始驻军外蒙古，后即基于自身安全利益的考量，开始致力于使外蒙古独立于中国。苏联的这种努力，断断续续直到1945年利用出兵参战，才最终得以达到目的。对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中共从民族自决的观点出发，也曾积极赞同过苏联的立场[7]，但毛泽东相信，革命胜利后，完全可以通过成立“中华联邦”来解决这一问题。即到那时，“外蒙古共和国”可以“自动成为中华联邦的一个部分”。[8]眼见革命胜利在即，如果能够使国民党被迫放弃的外蒙古重回中国，毛泽东自然希望实现中国的大一统。因此，在会谈当中，他尽管是委婉地，却是相当明确地表达了希望看到外蒙古重归中国版图的个人愿望。[9]

战后苏联坚持要控制中国东北，一个基本的考虑就是想要保证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利用向中国东北和北朝鲜扩张来建立一道防波堤。眼见新中国成立在即，继续保有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明显不利于中国新政府的外交形象，同时在战略上也不再十分必要，因此，斯大林刚一得知毛泽东提出旅顺港问题，马上打电报给毛泽东，肯定中苏协定是不平等的，说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苏军马上就会从旅顺口撤退，如果中国方面认为最好现在就撤，苏军也可以马上撤出。但是，坚信自己在中国东北有实际利益的斯大林，对1945年中苏条约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