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谈到的印度支那[1]战争（Indo-China War），主要是指在冷战期间，美国为阻止共产党势力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扩展，从帮助法国，到自己直接卷入越南[2]、老挝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内部冲突，而发生的一系列战争。这些大大小小的战争，时断时续地发生于50年代、60年代，直到70年代初。由于印度支那毗邻中国南疆，美国又长期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中国不能不把美国对印度支那的干涉和扩张视为对自己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因此，积极支持印度支那各国共产党人，甚至积极争取东南亚各国民族主义政权，不可避免地成为它抗拒美国威胁的重要手段。但是，在用革命的方法夺取了中国以后，特别是在以意识形态为分野的冷战期间，中国对印支战争的态度，如同它的整个外交政策一样，不能不受到毛泽东日趋激进的革命思想的影响，不能不受到在此基础上发生的中苏分歧的严重干扰。由于在不同时期对国家安全的重视程度和对意识形态的重视程度各不相同，结果就导致了中国在对印支战争问题上的政策时左时右，有时甚至前后矛盾。

毛泽东与印度支那战争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涉及到中国与这一时期越南战争(Vietnam War)的关系问题。有关中国与越南战争关系问题的研究，已有学者分阶段做过某些讨论。[3]但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50年代前半期和60年代后半期中国政策的层面，且主要着眼于阶段性事件，所依据的资料也较为有限，因而我们要想根据已有研究对毛泽东在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上的前后态度变化的情况勾勒出一条比较清晰的线索，仍旧相当困难。[4]事实上，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具有极其特殊的地位，不清楚毛泽东对印支战争态度变化的经过及其原因，要厘清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在越南战争以及印支战争问题上的政策变化经过及其背景，也势所不能。考虑到近年来中、越、俄颇多新资料相继披露[5]，本文拟据此对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变化经过做一概要的说明，藉以加深我们对中国在印支战争问题上政策变动经过和原因的了解与研究。

                从支持武力解放印度支那，到力主实现东南亚和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据毛泽东的革命理论，用武装夺取政权的方法，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因此，从延安时期，直至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都始终坚持着这样一个观点，即“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6]与此同时，作为革命的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又是阶级论者，从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高于一切的观点出发，他们从来都相信存在着一个“世界革命”，相信只有在全世界消灭了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才能取得巩固的胜利。因此，在他们看来，“革命时（需要）外援，胜利时（应当）援外”，这是共产党天经地义的国际主义原则。[7]

一方面主张武装夺取政权，另一方面坚信国际主义原则，这就不可避免地促使中国共产党人胜利伊始就开始向那些正在革命中的亚洲各国共产党，表示积极的同情，甚至提供相应的帮助。尽管这种帮助本身也不排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从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到了地缘政治安全的问题，但意识形态的考虑是最主要的因素，这一点在建国初年是十分明显的。他们甚至公开告诉亚洲各国共产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创立革命的根据地，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这不仅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基本道路，而且也将“成为情形相类似的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解放的基本道路”。[8]正因为如此，越南共产党领导的抗法战争，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越共1945年8月利用日本战败的机会，在胡志明（Ho Chi Minh）的领导下，一举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并成立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临时政府。由于战后法国人卷土重来，力图恢复一度被日本夺去的殖民统治，而临时政府又建立在由中国国民党军队负责受降的越南北部地区，胡志明为保住已有的成果，曾公开宣告解散越共，并表示越南将永远保持中立地位。但此举并没有能够消除法国人的敌意，1946年12月，战争仍旧爆发了。

胡志明的作法，明显地与战后毛泽东的作法不同，因而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内部引起过批评。但随着越南抗法战争的爆发，毛泽东等人的态度明显地有所改变。1949年12月，胡志明派人来到北京，要求中共向他们派遣军事干部，并提供三个师的装备和10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中共中央虽然考虑到统一全国的战争尚未完成，连年战争使财力有限，未能全部满足越共的要求，但还是迅速指示前线部队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而这时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对胡志明坚持武装斗争并向中共求援这件事则更加重视。当他得知在京的中共中央没有全部满足越方要求时，特意电示中共中央转告胡志明的代表：武器、弹药、医药物资等，目前是先给一部，以后再逐步增加，这样做也是为了便于越共逐渐熟悉掌握。他同时叮嘱刘少奇等，对越务必采取友好合作态度，多鼓励，不要批评，“越共缺点问题待胡志明的负责代表来北京时再依实情酌量提出”。并认为“胡志明过去将党隐蔽起来，及宣称越南可以处于中立地位，这两点是否原则错误，还值得考虑。因为越南坚持斗争并未因这两点而受损失。”[9]

    1950年1月中旬，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建立外交关系。胡志明随即秘密赶往北京，然后又乘苏联飞机飞往莫斯科，以便会见正在那里访问的毛泽东。胡志明在莫斯科与史达林（J. V. Stalin）、毛泽东共商了有关越南党的建设、民族阵线、军事和外交等诸多问题，而中苏两党领导人都明确表示了决心支持越南取得抗法斗争胜利的态度。只是，根据1949年刘少奇访苏时中苏两党领导人达成的协议，中国党将负责解决越南党的各种需要和问题。[10]随后，中国方面很快派出了军事顾问团，组织车队从柳州经南宁向越方开始运送所需的各种武器弹药和军事器材，并在中国境内为越南人民军308师（缺一个团）和209、174团全面更换装备和进行训练。在此后三年多的时间里，中国不仅向越南提供了大量枪炮和弹药等，而且还具体协助越共中央组织了一系列的重要战役行动。毛泽东更是经常亲自审阅作战部署和具体指导作战计划。从对法军事作战的角度，同时也是从争取整个印度支那的角度，中共中央这时甚至还明确提出了把战争扩大到老挝(即寮国，下同)和柬埔寨去，帮助老挝和柬埔寨解放的主张，顾问团还亲赴老挝协助指挥作战。[11]

越南抗法战争的进行，恰好与韩战同步。中美双方在装备、火力以及海空方面的巨大差距，必须借助于苏联的军事装备才能与美国打成平手的现实，使众多中共中央领导人清楚地看到了加速实现中国工业化，以便推进国防现代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战争的进行严重地制约着国家把主要力量投入到经济建设当中来。[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