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中国出兵朝鲜，无疑是多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一种结果。其中，身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自身安全利益的考量自然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注意到在出兵问题上中共党内高层所发生的争论[1]，和周恩来在中共高层出现争论，尚未做出出兵决定前夕，代表中国政府，通过印度驻华大使告诫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2]等情况，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如果美国政府当时了解中共中央领导人内心里对国家安全界限的具体界定，来自北朝鲜的求援并不一定会导致中共最高层下决心向朝鲜出兵，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
但是，新中国的出兵决策首重自身安全利益，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在最终做出出兵决定的问题上，仅仅是因为对国家安全的考量，而没有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恰恰相反，毛泽东决心出兵以及他所用以说服党内同志的重要理由中，依旧有许多意识形态的因素在起作用。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即是，如果中朝之间没有这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一致性，我们也很难设想中国共产党会在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的任务极其沉重的当时，不惜动用那样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派军队到境外去帮助朝鲜抗击联合国军的进攻。
那么，毛泽东及其中共领导人在出兵援朝的问题上为什么会那样重视意识形态，以及视意识形态的考量又是怎样影响着他们的出兵决策的呢？本文仅试作如下分析。
一 阶级情感的本能反应
中国共产党是信奉阶级革命，并依靠阶级斗争起家和成功的一个革命政党。它对阶级斗争及其阶级分析的理论，自始就坚信不移。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理论的最基本的要素，就是不仅相信一个社会，而且相信整个世界，都应当是以阶级来划分的。世界上的民族和国家，同社会上的人一样，说到底，其实都是附属于某个特定的阶级，因而是有着不同的阶级利害关系及其政治倾向的。同一个阶级的人，或被同一个阶级所统治的国家，势必会与相同阶级背景的人和相同阶级所统治的国家，具有大体接近的利害关系，同时又势必会与不同阶级的人，或与被不同阶级所统治的国家之间，因为阶级利益的不同，而存在冲突和斗争。特别是在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这种冲突和斗争更是必然会超出民族和国家的范围，形成激烈的，甚至是你死我活的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或阶级革命。
依据这样一种观念，以及因长年受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的帮助和指导而形成的经验，使得自信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的中国共产党，不可避免地会对列宁和斯大林所倡导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深信不疑。毛泽东所谓“革命时外援，胜利后援外”的说法，就很典型地反映出他对这一思想的理解。在他看来，过去莫斯科及其各国共产党所给予中国革命的援助，既在情理之中，也是理所当然。同样的道理，新中国胜利后，也同样应当肩负起革命的道义，为尚未完成解放斗争任务的各国共产党及其被压迫民族提供必要的帮助。这是因为，面对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各国的无产阶级只有以国际主义作为自己的信条，相互支援，才能确保自己在争取胜利或巩固胜利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正是基于这种国际主义的考量，新中国正式宣告成立前夕，中共就毫不犹豫地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取向；新政府刚刚建立，毛泽东为达到抗衡美国的目的，更是公开与苏联缔结了军事互助条约，为自己早早请好了一个用以对付美国干涉的重要帮手。同样的情况，当越南劳动党为抗击法国殖民主义者的进攻而向中国党求援时，毛泽东也毫不含糊地承担起了直接援助越南党的义务与责任。[3]
上述情况清楚地显示，不论中苏两党围绕着朝鲜战争的问题可能存在怎样的意见分歧，一旦战争成为既成事实，中共势必会把它视同于中国1947－1949年的三年解放战争。依照国际主义的思想原则，无论从情感上，还是从理智上，它都会给朝鲜党以有力的支持。
从已经披露出来的史料来看，从朝鲜战争的酝酿开始，一直到北朝鲜战败，中共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具体介入其间。这似乎给人以中共开始时并不特别关心朝鲜战争的印象。但是，情况并非如此。中共没有在朝鲜战争最初的进程中发挥更多的作用，仅仅是因为北朝鲜方面基于历史上中朝两国的藩属关系，和抗战期间及其以后苏联与朝鲜党关系的特殊状况，自主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与决断。[4]问题上，这并不会影响到中国党对这场战争的性质和自己在这场战争中应处位置的基本判断。不仅如此，事实上，从战争开始，美军大举介入之初，中共中央就确信朝鲜人民军并不能完成统一朝鲜的既定目标，估计到必须要把中国的力量加上去。因此，严格来说，北朝鲜的失利以及朝鲜党领导人突然转向中国求援，并不太过出乎中共中央的意外。换言之，毛泽东所以会有得到朝鲜党的求援时之后很快作出自己的决定，并写信给斯大林表明自己的态度，几乎是一种本能的反映。[5]
需要了解的是，中朝两国之间当时并没有军事互助的条约关系，作为对邻国的极大同情，哪怕是考虑到自身安全的因素，中共都没有选择出兵作战的必要，何况还是以一个久经战乱、极其落后的穷国，去抗衡由世界最强国美国军队为主的联合国的军事力量。毛泽东等人之所以会做出这种极端危险的决定，仅仅是因为他们相信，中朝两国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邻国，它们之间还存在着一种远胜于邻国关系的“同志加兄弟”的阶级关系。从阶级关系乃至于阶级革命的角度来看国家关系的问题，难免会有不同于一般的独特视角和决定。换言之，在毛泽东等人看来，北朝鲜的胜利，就是无产阶级在亚洲的胜利；北朝鲜的失败，也必然会带来共产党的力量在东亚地区的极大削弱。两者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毛泽东的出兵设想受阻时，他会反复讲：“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而彭德怀等人也不能不承认：“让朝鲜亡国，是很痛心”等等。[6]可以肯定，中共中央领导人最终听从毛的劝告，一致同意出兵，毛泽东对革命道义和国际主义原则的强调，是起了重要的鼓动作用的。
二 推广自身经验和实践政治承诺的必然选择
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的观念，不仅仅会使共产党重视国际主义的相互援助义务，而且很容易使共产党人相信阶级革命具有世界革命的性质与前途。自从共产国际把马克思欧洲革命的思想发展成为一种世界革命的思想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就长期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从早期的共产党人因看不到革命动力而寄希望于苏联干涉[7]，到1930年中共中央因自信时机已到，明确要求苏联红军配合中国革命掀动世界革命，到毛泽东注意到世界大战爆发，于1939年9月以后一再宣称：“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尽头了，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各国无产阶级应当共同起来“用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战争祸首，推翻资产阶级”[8]，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人始终对世界革命寄予期望。[9]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以及中共革命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爆发世界革命的可能方式的看法。还在1944年，中共就开始以自己的以农村为根据地，最终夺取城市的革命经验充满了自豪。对于这种经验的自信，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达到了一个高潮，并且明显地影响了周边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