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刘少奇在新政权宣布成立一个多月之后在亚洲工联理事会上的报告中的说法，亚洲各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取得自身解放的唯一出路，只有坚持暴力革命的方式。具体的作法，就是应当学习中国的经验，不仅应当实行武装斗争，而且应当在各国广泛建立人民解放军，展开夺权斗争。[10]而中共的这一主张，还明显地得到了斯大林的强有力支持与认可。不仅原本已经建立起武装力量的越南、马来亚等东南亚国家共产党进一步得到了援助，而且那些原本毫无武装斗争基础的东亚和南亚国家的共产党人，比如日本和印度，也因此被莫斯科要求展开武装斗争。

毫无疑问，北朝鲜劳动党用人民军的武装行动来统一朝鲜半岛的方案，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形成的。用金日成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已经完成了它的解放事业，下面就看朝鲜如何实现它的统一了。显然，中国革命的成功鼓舞了北朝鲜人，因此，他们所选择的方式也是最直截了当和最合乎中共所提供的经验的。尽管，中共中央刚刚进入北京城时，对朝鲜党所提出的这一方案还不大能够同意，但是，毛泽东反对的并不是武力解放的这种方式。朝鲜党的代表金一当时的报告对此说得很明白，那就是：毛泽东十分赞赏朝鲜劳动党准备像中国党那样，用战争的办法来统一朝鲜半岛。他并且愿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由朝鲜人编成的几个师转交给北朝鲜，以增强人民军的战斗力。不过，他认为，目前中国的解放战争尚在进行之中，北朝鲜现有的兵力和装备也还不足以对南方进行作战。因此，最好是等到中国完成了最后的统一，可以抽调出精锐之师迅速援助北朝鲜时再来采取这种行动。因为，必须对战争延长和国际干涉有周密的准备。中国的问题解决之后，即使战争持久，并有日本卷入，也不必担心，“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增派中国士兵去，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11]

十分明显，基于中国革命的经验和国际主义的观点，毛泽东不仅完全赞同朝鲜党的想法，而且早就决心要以实力来援助朝鲜党了。随着1950年5月中旬斯大林正式同意了朝鲜党的方案，毛泽东在与金日成的谈话当中更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党的态度。尽管，金日成当时对此毫不在意，但是，当战争于6月25日正式打响，美国开始大举干预，并推动联合国通过了组成联合国军的决定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几乎都相信，要战胜联合国军，达成统一朝鲜的目的，必须要把中国的力量加上去才行。一向稳健的周恩来这时就曾断言：朝鲜战争要取得彻底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才）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12]由此不难了解，当朝鲜战争形势发生逆转后，毛泽东何以会坚持要出兵帮助朝鲜党了。1950年10月初，除了台湾岛和西藏之外，中国的解放战争已经基本上告一段落。在毛泽东看来，这时不仅有条件，而且也必须要实践自己的承诺。否则，一旦朝鲜完全落入美军之手，无论中共怎样宣传自己的成功经验，都必定会极大地挫败落后国家的党走中国革命的路的信心。

三、向莫斯科证明意识形态正统的重要机遇

除了上述考虑之外，中国出兵朝鲜的决定中也包含着毛泽东等人彻底解决苏联党领导人内心疑虑的重要考虑在内。

朝鲜战争是美苏冷战在亚洲的延伸。对朝鲜战争的态度，毫无疑问是考验共产党人在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中采取何种立场的最重要的试金石之一。中共虽然始终都以莫斯科为其项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但是，由于毛泽东执掌大权之后，双方在许多具体的策略问题上存在分歧。尤其是在对国民党的策略和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援苏联的问题上，毛泽东对莫斯科的指示阳奉阴违的态度，令莫斯科方面怀疑中共已渐渐蜕化为民族主义政党。[13]苏联领导人不仅在外交场合公开否认与中共有联系，声称中共不过是“人造奶油式的共产主义者”，而且在东欧各国共产党内部散布毛泽东是“半个铁托”的言论，使坚信马列主义的中共在以莫斯科为首的各国共产党人中间，地位十分尴尬。

一方面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相信帝国主义和各国资产阶级必以自己为敌；一方面又不被莫斯科所信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处境尴尬，这种情况不能不使毛泽东深感不安。特别是在美苏冷战格局已经形成而美国始终坚持援助国民党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向莫斯科证明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正统性，以取得各国共产党人的认可。中共为此已经做了不少努力。比如还在延安时期就再三规定以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为干部必读书；在建国等许多问题上主动要求莫斯科的指导和意见；当共产党情报局宣布开除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之后，尚未弄清原委，就迅速表态站在莫斯科一边，不仅由刘少奇出面发表长篇文章批判民族共产主义，而且组织各级党员干部学习情报局的各种相关文献。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公开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批判中间道路的思想，宣布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更是向莫斯科宣示自己站在以苏联为首的人民民主阵营一边。然而，斯大林始终对毛泽东及其中共在苏德战争期间的表现有些耿耿于怀，两者之间的关系相当微妙。还南斯拉夫事件出现后，他就明确要求在毛泽东身边的联络员科瓦廖夫密切注意中共领导人在苏南冲突问题上的表现，注意中共党内“铁托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倾向。[14]1949年底斯大林一度拒绝毛泽东关于签订一个新条约以取代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对与中共关系的不放心。[15]直到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北朝鲜战败求援，才为中苏之间恢复信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遇。

其实，还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中苏之间就已经加强了勾通与协商。根据已知的俄国档案，还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初，中苏之间就已经频频地交涉到过必要时由中国方面出兵援助朝鲜的问题了。最明显的几则史料就是，朝鲜战争爆发一周后，即7月2日，中苏之间就已经就朝鲜战局可能的发展问题进行过协商了。注意到美军的大举介入，中共方面显然怀疑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能力，担心战场形势可能发生逆转。周恩来显然是在经过中共中央授权的情况下告诉罗申说：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装扮成朝鲜人进行抵抗，为此，中国将集中3个军总计12万人到沈阳地区。[16]中国愿意为北朝鲜人民军提供军事保障，是斯大林求之不得不的事情。因此，他很快告诉周恩来称：“我们认为，在敌人超过三八线时，集中9个中国师在中朝边境以便入朝作战是正确的。”他并保证说：“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17]但是，斯大林对中国人的承诺显然并不放心。他几天后再度去电询问毛泽东：“我们不清楚，您是否已决定部署9个中国师在朝鲜边境。如果您已做出决定，我们准备给您派去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师－124架飞机，用于掩护这些部队。”而且他表示，一旦中国的飞行人员掌握了这些飞机，这个飞行师以及已经在上海担任防空任务的另外一个飞行师的所有装备，都可以移交给中国方面。[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