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正像许多著作都已经谈到过的一样，当朝鲜战场形势真的发生了逆转，朝鲜党被迫向中国要求援助的时候，中共中央的态度一度曾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几乎放弃了自己的承诺。在
中共中央态度的这种重大的转变，不可能不再度引起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的极大不满。这也恰恰是毛泽东始终怀疑这一决定的正确性，和必欲劝说中共领导人同意出兵的的根本所在。事情非常明显，面对美苏在东亚的第一次军事较量，中国方面如果不能采取坚定的立场，眼看着苏联在这场较量中遭到惨败，结果不仅在中苏关系问题上，以及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可能陷入更大的困扰，而且也势必导致苏联日后在援助中国，实践互助条款的时候，采取同样的态度。正因为如此，他最终还是千方百计说服了政治局全体成员和军事领导人，做出了出兵的决策。
中国决定出兵朝鲜一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使得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改善，使斯大林最终认可了毛泽东和中国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性质，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了解。一是当斯大林去世之后，毛泽东曾明白地告诉人们说：正是这个决定，根本改变了中苏两党关系。他说：在此之前，即使是在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后，斯大林依旧不信任中国党，直到朝鲜战争，中国决定出兵之后，两党之间的关系才得到了根本改善。陈毅后来甚至肯定地说：斯大林得知中国志愿军出兵后感动得掉下了眼泪。二是已经披露的大量俄国档案清楚地显示，中国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来往电报大量增加，几乎每天都有电报往来，有时甚至一天数电。这和此前的情况大相径庭。如果说此前的朝鲜战争纯粹只是苏联和朝鲜党之间的事情的话，那么，此后的朝鲜战争明显地变成了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事情。斯大林对中国党的尊重和对毛泽东意见的支持，在双方的来往电文中表现得极其明显。这一切都充分说明，正是通过朝鲜战争，斯大林最终从内心里接受了中共，并认可了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正统性。
四、动员教育民众和巩固阶级政权的现实需要
中共下决心出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但是，相对于这个时候的国家利益而言，让北朝鲜落入美国人之手，使中国东北处于一个敌对国家的威胁之下，与援朝抗美，甘冒马上与美国全面冲突的危险，究竟哪一种危险对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危害更大，这在今天可能还是一个颇难讨论清楚的问题。不过，任何一种安全政策的选择，都只能是以计算人们所能了解的现实条件下应付最大风险的可能代价成本为考量。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确定无疑的是，使东北处于美国的威胁之下，与直接与美国发生全面冲突，乃至于彻底破坏整个经济重建计划，两者相比，以前者为代价无疑要大大小于以后者为代价。当然，只要不出兵，出现前者的可能性几乎是百分百；而出兵，由于我们已经获得了出兵后的经验，可以断言，出现后者的可能性远小于出现前者的可能性。只是，如果考虑到在当时条件下，作为决策者的中共中央未必有我们今天的后知之明，就应该了解到，当时决策者准备承担的风险大不同于我们今天的认识。根据前面所引的毛泽东
既然如此，中共中央为何最终还是选择了这样一种对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具有更大风险的政策呢？显然，这无论如何不合乎通行的利益取向的原则。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这时决定出兵朝鲜，并不纯粹是基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出兵决策，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受到意识形态作用的一种政治抉择。换言之，面对国际冷战格局，中共早已在美苏之间做出了明确的选择，并且确信美国是新中国最大和最危险的敌人，必须与苏联结盟以抗衡之。故其宁愿遵守承诺出兵援朝，冒与美国全面冲突的风险，也不愿让美国今后陈兵鸭绿江边，长期威胁中国的东北。何况，在当时条件下没有人能够了解，在占领了朝鲜之后，美国接下来的目标不会又盯上了中国。依照毛泽东的性格，与其拖上一些年，经济建设已经初具规模，再来承受与美国全面较量的风险，到不如乘一切建设尚未开始，先与美国一较高下。而中共中央这时很清楚的是，一旦中国实践了自己的承诺之后，苏联必定也会实践它与中国之间的互助条约。美国如果对中国采取全面冲突的战略，苏联决不会袖手旁观。若中苏共同对美作战，不仅有利于加强中苏之间的信任关系，战争的结果也未必就对中国不利。
导致中共决心甘冒与美国全面冲突风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它对内政的考量。新中国如此强烈地担心来自美国的威胁，以至于不得不在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之际，就下决心不惜与美国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毫无疑问是中共与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和社会制度问题上根本对立的一种反映。毛泽东很清楚，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及其国家安全，是建立在维护中共的领导地位和巩固根本区别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这一政治基础之上的。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和非资本主义的政治社会制度，就没有新中国，也就谈不到新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但是，中共及其新政权和新制度，恰恰是美国必欲反对和颠覆的。关于这一点，被中共领导人奉为圭臬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列宁斯大林关于阶级专政的理论，早就给在意识形态上指出了这一危险性。更何况，中共与美国打交道的历史经验，和新政权建立后的政治现实，也都在在证明了这种情况。
意识形态的分野，决定着国与国关系的性质，关于这一点，自从抗战结束之后，中共领导人就在美苏对国共根本不同的态度上，获得了极其深刻的切身体验。新中国建国后，围绕着美苏对新旧两个政权的不同政策，更进一步印证了国家关系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力。而摆在中共领导人面前的现实政治，是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尚未被彻底消灭，拥护国民党的社会基础依旧存在。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公开介入国共冲突，以台湾地位未定为由，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共进攻台湾，消灭退守的台湾岛的国民党政权。这种情况导致大陆上各种旧势力如同被打了强心针，公开以美国为后盾，对新政权进行反抗。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会进一步加强共产党人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敌视态度。再加上新中国这时实行的还是联合政府的体制，过去大批接受英美教育，对美国充满幻想，有着明显的亲美、崇美和恐美心理的中间派及其知识分子，在政治生活中程度不同地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就使得毛泽东等人对美国更加排斥。还在1949年建国前夕，毛泽东不顾民主人士的反对，提出“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坚持实行“一边倒”政策。特别是美国对华政策白皮书公布之后，毛泽东更是一气写下5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