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后，由于百废待兴，情况复杂，为了安抚经历了长年战争之苦的社会各个阶层及其民众，收拾和争取人心，中共中央没有马上采取清除美国影响的政治行动。毛泽东甚至还一度发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指示，要求各级党政军部门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恢复经济等问题上来。[21]显然，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面对中国要不要出兵援朝的问题，毛泽东等人明显地注意到这将是彻底清理整顿整个国内政治的一个“千载一时之机”。[22]用刘少奇的话来说就是：“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否则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杀掉一个反革命，到处搞，会引起很大的震动。[23]由此不难了解，中共中央的出兵决定，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基于国内政治斗争需要的一种选择。关于这一点，出兵决定作出后中共中央在内政上的各项重大举措也是明显的例证。比如，就在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出兵两天多之后，毛泽东就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了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并亲自监督实施。[24]不过一年左右时间，毛泽东就督促各地一举杀掉了71.2万人，关押和管制了250万人，此举彻底断绝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复辟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利用镇反运动之机，动员民众拒听“美国之音”的广播，驱逐外国教职人员，断绝国内一切医疗文教机构与国外的联系等等，更是再清楚不过地显示了中共中央利用抗美援朝战争之机，来清除政治隐患，包括美国在华影响的良苦用心。不仅如此，在实行抗美援朝运动短短的3年时间里，中共中央还接连发动了“三反”、“五反”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社会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政治清理工作。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其矛头指向之一，也依旧是要彻底打碎知识分子及其各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头脑中的亲美、崇美思想。一场抗美援朝运动，带来从土改，到镇反，到“三反”、“五反”，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在文化思想方面的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斗争，显然不是偶然的。
[1] 参见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36页；《罗申致菲利波夫电》，
[2] 转见《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27页。
[3] 参见拙作：《新中国从抗法援越到争取印度支那和平的政策转变》，《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5] 关于毛泽东得到朝鲜党求援信后很快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并于
[6] 参见王焰等著：《彭德怀传》，第402－403页。
[7] 转见马列所、近代史所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页。
[8] 毛泽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
[9] 转见拙作：《立三路线的形成及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远东局的争论》，《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
[10] 参见《谢巴耶夫关于亚洲国家工会和妇女大会事宜与刘少奇的会谈备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