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16]当2月苏共中央来信进一步提出不宜在国际场合进行不必要的争论和采取特殊立场的问题时，中共中央还特别复信苏共中央，强调“我们的共同点是主要的”，“我们之间的分歧，毕竟是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内部问题”，中共中央赞成召开兄弟党会议具体协商的办法。[17]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提出了在国际会议上应当避免挑起争论，求同存异的建议。根据王稼祥的建议，在7月莫斯科召开的世界裁军大会上，中国代表团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作法，没有与苏联就全面彻底裁军可能与否的问题进行争论。中国代表团的这种作法，得到了苏联方面的积极肯定，甚至苏联控制的世界和平理事会还为此特别提议授予中国代表团以金质奖章。

但是，在1961年，仍旧有两件事情对中国方面形成了较大的刺激。一是苏联与阿尔巴尼亚国家关系急剧恶化，从苏联撤出阿海军基地并撤走一切人员，到最后宣布断绝与阿的外交关系；一是苏共召开二十二大，再度把矛头指向斯大林，并决定把斯大林的遗体迁出列宁墓；同时开除了莫洛托夫等人的党籍；赫鲁晓夫还率领数十个到会祝贺的兄弟党领导人，激烈地攻击了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是在整个中苏争论期间唯一最坚定地支持中国，并为此受到围攻和压制的一个小党、小国。对于这样的“兄弟党”受到如此严厉的制裁，中国方面自然很难接受，不能不表示出极大的不满。代表中共中央出席这一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的周恩来，不仅在大会致辞中明确表示反对在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个兄弟党，同时还亲率中共代表团向斯大林墓敬献花圈。之后，北京的《人民日报》更公开发表了苏阿两党围绕这场争吵各执一词的文章和信件。

尽管出于维护好不容易重新建立起来的中苏团结的目的，中共中央没有马上开始对苏共中央进行谴责，但毛泽东在苏共二十二大会后与路过北京的亚洲国家党的领导人的谈话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失望与愤懑。毛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说：赫鲁晓夫这个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他每年总要搞一、两次新花样，苏共二十二大花样特别多。指桑骂槐，明里骂阿尔巴尼亚，实际上是骂中国。现在，赫鲁晓夫、肯尼迪、铁托、尼赫鲁，都搞在一起了，东欧和西欧的共产党也都在点名骂我们了。我看赫鲁晓夫是一个反面教员。当胡志明问他团结局面万一因此被破坏怎样解决时，他生气地答复说：“怎样解决？你都没有办法，我有什么办法？”[18]

1962年春，伴随着中苏分歧和严重经济困难等多种原因，爆发了新疆少数民族集体逃亡事件。中苏双方为此再度出现相互指责的情况。而几乎与此同时，一些欧洲国家的党开始致信中共中央尖锐批评中国党的路线和政策，更引起毛泽东的强烈反感。6月21日，毛泽东接见朝鲜劳动党代表时公开断言：“修正主义不会改了”。

毛泽东批评苏共态度的升温，既与苏方的作法有关，也与他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认识的升级有关。

 还在七千人大会召开时，毛泽东就已经发觉党内对他发动的大跃进及其后果的认识存在分歧。刘少奇明确认为，当前的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会后，他更进一步提出要把困难估计足，不要怕说漆黑一团。处在第一线的中央多数领导人，显然也都同意这样一种估计。正是注意到过去的政策和作法太“左”，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整个工作中贯彻了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从实际出发的结果，一些领导人开始在农村主张“包产到户”，在外交上主张搞缓和，在党内主张平反冤假错案，连彭德怀也写信要求平反，这不可避免地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他开始怀疑中国也有出修正主义的危险。

7－8月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几度谈到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显而易见，在把修正主义等同于资产阶级的情况下，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着这样的问题，即像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产生修正主义？如果按照以往的理论，说社会主义社会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逐渐消亡的时期，那就很难理解赫鲁晓夫现象。毛泽东为此左思右想，这时已经基本上得出结论，即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种情况。苏联出修正主义，国际根源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国内根源就是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残余。[19]

不过，苏联出现了修正主义，能不能说苏联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苏联党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了？这个问题毛泽东一时还难于回答。在随后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讲：“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也存在”。既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自然也就存在反动阶级复辟的可能性。但能不能说苏联就复辟了资本主义了呢？毛泽东还讲不出这种话来。他还只能举南斯拉夫的例子，说：像南斯拉夫就变质了。[20]

但既然肯定赫鲁晓夫已经是修正主义，肯定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残余在共产党内的表现，怀疑中国可能出修正主义，毛泽东显然不同意为了保持国家关系而总是采取守势，更担心由于态度不鲜明会加剧修正主义对中国的影响。1962年8月，当毛泽东得知朝鲜同志对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世界裁军大会上的妥协态度提出疑义，而世界和平理事会来信要给中国代表团授金质奖章这件事之后，他当即表示了严重的不满，随后尖锐地批评了中联部部长王稼祥的主张。

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期间，连续发生东西欧几个国家的兄弟党在自己的党代表大会上影射甚至直接批评中国党的严重情况。毛泽东终于忍无可忍了。当意大利共产党陶里亚蒂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指责中国党一事发生后，《人民日报》开始受命发表一系列批评文章。毛泽东在接见日共中央领导人时特别表示，陶里亚蒂做了一件好事，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是非回答不可了。

毛泽东的这种急于应战的迫切心情，在1963年2月15日他亲自审改《人民日报》社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时，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当时挥笔写道：“他们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只许老爷开腔，不许小的吭气，只许州官放火，吵许百姓点灯，是不行的。从古以来也没有这样一条被公众承认的不公平的法律”。[21] 在此之后，毛泽东开始公开批评中国党在世界裁军大会上的妥协作法，说1962年上半年一个短时期内，我们党内少数同志相当发了狂，主张“三和一少”，就是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少援助一点。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迁就了赫鲁晓夫，把我们自己搞得很狼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