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毛泽东准备全面反击的同时，又意外地出现了一段小小的插曲。2月21日，苏共中央突然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议停止公开论战，并建议两党举行高级会议。23日，毛泽东因感冒未愈，躺在床上接见了苏联大使契尔年科。他说，赫鲁晓夫一面说要停止公开论战，一面自己又公开批评中国党。最近你们批评中国党的文章有四篇，赫鲁晓夫本人的就有两篇。我们从20日起登你们这些文章，今天登完。对于所有这些批评，我们都得回答，有来有往，你们可以骂人，我们也可以回骂。现在已经有几十个党公开指名攻击我们了。[22]

经过反复交涉，中共中央于5月6日决定接受苏方建议，派邓小平、彭真率团参加两党高级会谈。与此同时，针对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提出两党会谈需要讨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开始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作为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来信的答复。但对此一文件，毛泽东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两个方针，一是要公开发表，二是要锋芒毕露。为了解一些兄弟党可能的反映，在文件起草过程中中共中央分别向在京的和路过北京的兄弟党有关人士征求了意见。多数意见均对文件表示赞赏。当毛泽东询问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说：你认为“是以软体（指措辞客气一些）对软体好，还是现在这样的形式好？”时，这位新共总书记当场表示：“我不要软体动物，宁愿要这个”。金日成也表示了大致相同的意见，只有越南党的领导人主张应多加点糖，少些辣椒。

锋芒毕露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于6月14日公开发表后，苏联方面的反映可想而知。在18日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严辞抨击中共中央使中苏分歧“尖锐化到极点”，并拒绝接受中方的建议。全会不仅就即将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作出决定，要求苏方代表团必须坚持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所确定的路线，而且决定要在更大的范围里批评中国党的路线。据中方统计，此后不长时间，仅苏联境内发表的指名攻击中国党的文章和材料就有300篇之多。

7月5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双方会谈一直持续到20日。在这种气氛下的会谈结果可想而知。会谈后，毛泽东已经断言：我们现在与苏联的分歧是敌对性质的矛盾了，只是我们现在还是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解决。

9月6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开始陆续发表针对苏共中央的系列论战文章，即 “九评”。中苏两党、两国的矛盾冲突再度走到了破裂的边缘。但经过了一连串的反复，总是憋着一股气之后，毛泽东反倒是对现在这种形势比较满意。他公开说：从苏共二十大到1963年7月，我们比较被动。“现在我们转入了反攻，大有大闹天宫的势头，打破了他们的清规戒律”。争论很难再停下来了。至于这样做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他的态度是：“我们不要分裂，但是我们对分裂有思想准备。”他早就讲过：我们不怕分裂，不外乎不做生意就是了。要准备文化、经济往来完全断绝，只保持外交关系。要做这样一个准备，他要分裂也就不怕了。[23]

大约两年之后，毛泽东才最终写下了“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这句话，但是，肯定两党矛盾已经属于敌对性质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决定了双方冲突之不可调和。只是，两个执政党之间的交恶，多半不会仅仅局限在毛泽东所说的文化、经济往来方面，它终将要反映在整个国家关系，即外交关系上。也就是说，中苏关系的全面破裂，不论毛泽东希望与否，都已经无法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