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德事件（The Ward Case），指的是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Augus I Ward，又译为瓦尔德）在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沈阳后不久，因拒绝交出电台以及涉嫌间谍活动等原因，被长期软禁，并于1949年11月受到审判被驱逐出境一事。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正值新中国成立前后，毫无疑问，它是此后新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一系列严重冲突的开端，因而可以说是新中国与美国关系史上至关重要的一页。同时，考虑到这一事件发生的复杂背景，以及事件发生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一度尚未完全确定的情况，可以肯定，对于这一事件前后中共对美政策变化的深入研究，也是具体了解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前后确定对美政策的关键一环。然而，迄今为止，有关这一事件的研究，在国内几乎还处于一种空白的状态。[1]美国学者的研究虽稍具体，却又较多地侧重于介绍美国政府的反映，对中共方面的政策考虑则缺少深入了解和研究。[2]这自然是一种遗憾。但愿本文的发表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适当地弥补这一缺憾。

华德事件的发生

   1948年11月15日是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上午10时，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二号公函和第四号通令。上面明确要求除军管会特别批准者外，任何中国和外国公民与机构，凡有电台及其收发报装置者，均须在３６小时之内报知该委员会，并送交其保管。华德最初似乎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在他当天给军管会的公函中，他甚至提出：如果“本地当局仍希望敝总领事馆之继续存在与工作”，就请“准予继续使用该项电台”，因“敝领事馆之存在须依赖此项电台之继续使用”。[3]华德看来相信，共产党不会采取过分的行动，只会“采取一种更为合作与友好的态度”。[4]

　　华德的乐观估计不是没有理由的。自从共产党11月1日下午占领沈阳之后，一切迹象都表明，共产党没有任何企图敌视留在沈阳的美国外交及商业机构的计划。不仅如此，新任命的共产党市长朱其文上任伊始，就立即发出就职通知，并于11月5日以官方身份正式召见了美、英、法等国驻沈阳的领事，表示将严格保护一切外国人和外国机构的安全，并愿意为外国机构提供各种必要的服务，包括发放通行证、为机动车提供标志旗等。三天后，朱市长又对美、英、法领事馆进行了回访，明确肯定他们的领事身份，并饶有兴致地参观了美国新闻处设在沈阳的一个图书室，强调中美之间不仅需要进行技术方面的合作，而且也需要进行文化方面的交流。[5]这自然使得受命留在沈阳与中共地方当局以非正式的和私人交往的形式“建立工作关系”的华德深感振奋，直到11月16日白天，华德打给美国国务卿和驻南京大使馆的电报的调子都是相当积极的。他乐观地等待着朱市长和军管会的召见，准备象前几次那样与他们友好地讨论关于保留美国领事馆继续使用电台的权利问题。他甚至断言：“共产党的意图是承认我们，并允许我们作为美国官方机构行使职责的”。[6]

　从15日10时开始的３６小时期限过去了大约30个小时之后，华德的信心才真正有些动摇了。他预期中的与朱市长或军管会主任的讨论，迟迟没有能够到来。虽然16日晚10时之后并没有出现他所担心的行动，但17日他继续寻求与朱市长接触的努力仍旧没有成功。直到18日上午他才得到了他所盼望已久的召见通知。而在下午2时开始的谈话中，负责接见他的军管会副主任没有表现出任何灵活的态度。华德反复解释电台是美国政府的财产，并一再说明交出电台后他不能进行正常工作，但对方毫不动摇，坚持当日下午5时将派参谋人员前往领馆接收一切，美领馆对外联络方面今后重要电报可经军管会审查批准后由新华社代发。终于，华德意识到，形势与前有所不同了，共产党方面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下午4时，华德匆匆忙忙地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通知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大使，沈阳领事馆的电台将就此关闭并被没收。同时，他还草拟了一份明码电报交给沈阳军管会，请其代为发往华盛顿，以验证此种联络方法是否可行。[7]很显然，联系到前此的乐观估计，华德不能不感到十分沮丧。

　　其实，事情才仅仅开了一个头。华德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拒绝主动交出电台还会引起更为严重的后果。在18日下午5时的期限过去之后，又过了整整42个小时，沈阳军管会才正式派人前来执行没收电台的任务。但这次不再是简单地没收几部电台的问题了。在20日中午１时，即沈阳军管会开始进入美国领事馆没收电台之后不久，华德得到了一份措辞严厉的书面声明。声明不再承认华德的领事身份，而称其为“先生”，同时强硬地提出：“因先生等蔑视本会之命令，今后除经市政府准许外，特禁止旧美领馆全部人员与外界自由来往”。随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各类人员及其家属，立即被分别软禁在领事馆、美孚油行院和总领事私宅安息日院三处。并且，三处的电灯、电话和自来水供应也被全部切断。但直到这时，华德仍旧不能理解，中共政策上的这种180度的转变究竟是怎么回事。[8]

“挤走”方针的形成

  　从上述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注意到，沈阳军管会及市政府对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的态度，在11月上旬和中旬，确有明显的不同。在11月上旬，至少到8日朱市长回访美、英、法领事馆为止，沈阳市政府所表现出来的希望保持和发展与美国人在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方面的合作的态度，至少在形式上还是较为积极的。而在此之后，这种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今天或者很容易找到某种答案。因为有资料表明，朱市长8日回访的某些说法次日就受到了中共东北局的批评，东北局并为此就接待外国人的问题作出了极为严格的规定。[9]此后，沈阳当局对各国领事馆的态度自然与前不同，变得极为谨慎。

　　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在11月15日军管会宣布没收一切电台之前，沈阳市政府仍旧以官方形式接待了领事馆的官员，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而15日递交给华德的关于送交电台问题的第二号公函，也仍旧继续承认其官方身份，称其为“总领事”。这也就是说，没收电台的行动看起来最初似乎并不包含着后来的一系列根本否认华德等人官方身份并限制其人身自由的计划在内。[10]那么，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后来那种地步呢？这当然不简单是因华德拒绝主动交出电台所致，而是另有背景。这里首先应当提到的是当时苏联驻东北外交人员的态度。

    据目前查阅到的资料，可以肯定，沈阳军管会11月14日正式签发的没收电台的通令，主要还并不是一个针对美国等国驻沈阳领事馆而采取的一个外交行动。它只是根据中共中央在部队进入沈阳之前就已经下达的一个关于必须注意收缴城市中一切电台以确保部队军事行动的指示，而向所有中外机关和个人发布的一个泛泛的通告。它确实不包含着具体地否认和打击美国在沈阳领事馆的计划在内，因此沈阳军管会在发出通令之前甚至没有再具体请示中共中央。导致事态向后来的方向发展的，是军管会宣布没收电台第二天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里宁给东北局书记高岗的一个电话。马里宁在电话里明确要求中共立即派人没收美、英、法驻沈阳领事馆的所有电台，并说明“这是关系到苏联的很大的事情”。高岗当即答复说：驻沈阳卫戍司令部已经通知各领事馆必须于36小时之内交出所有电台，而我们对美、英、法留在沈阳的领事馆的策略，则是“挤走”的方针。马里宁当即对此表示欢迎，并称苏联领导人将会因此感到高兴。一旦美、英、法领事馆不再起任何作用，人民也憎恨他们，他们最后就只好滚出东北。[11]显然，把没收电台的行动直接同反对美、英、法领事馆在东北存在的方针联系起来的，确实同马里宁的这个电话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