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的主动和斯大林的建议，无疑给了中共中央表现其灵活性的一个适当的机会。毛泽东很快将司徒雷登的要求通知了斯大林。而与此同时，不管毛泽东内心深处是否相信与美国政府接触的实际意义，中共中央这时毕竟开始考虑向美国方面传递某些积极的信息和在可能条件下发生外交关系的问题了。
４月6日晚，中共中央曾收到新华社驻香港分社来电，报告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介绍来华的索尔·密尔斯（Saul Mills）已经到达香港， 要求前往华北解放区。由于华莱士是力主消除美苏分歧，结束冷战的前美国总统候选人，苏联方面自然大开绿灯。但最初，象以往一样，中共中央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只是在收到斯大林的电报之后，即中共中央４月中旬初决定以４月20日为过江最后期限的同时，它才破天荒地致电自己在香港的代表，宣布批准密尔斯进入华北解放区，访问天津和北平。毫无疑问，在数不清的外国记者、外交官以及其他各类外国人，甚至是象路易斯· 斯特朗这样历来受到中共领导人欢迎的美国人，几个月来全部都被拒之门外之后，密尔斯是有幸能够得到这种殊荣的第一位美国人。尽管这位美国前纽约产联理事会总书记、纽约州美国劳工党副主席，名义上是代表美国将近10家公司前来中国与中共领导人谈生意的。但任何人都看得出来，在这个时候宣布让这位具有重要政治背景的美国人到北平来，其政治上的意义远较双方对生意上的考虑要重要得多。[33]
一度关死的门打开了，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只具有策略意义，但毛泽东并没有象一个月以前那样把建交的门封死。由于对国民党已经在军事上取得了无可争议的优势，共产党人不再需要象几个月以前那样把向外国人封锁军事消息放在外交考虑的重要位置。当务之急是避免美国可能的军事介入，和尽可能快地结束对国民党的战争。为此，毛泽东首先通知前线领导人注意不要在外交上出问题，并提出：鉴于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两天以后，即４月30日，他进一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名义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34]
毛泽东宣布“一边倒”
1949年４月23日，人民解放军拿下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而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为首，多数国家的使节都留在南京没有动。为了设法了解美国对自己及对国民党的政策动向，并便利与司徒雷登的接触，中共中央专门派原燕京大学的学生黄华前往南京担任军管会外事处处长。而司徒雷登自然也急于与中共最高层进行某种方式的联络。[35]于是，双方由此开始了一段在新中国与美国关系史上相当引人注目的外交接触与对话。
5月6－7日，司徒雷登两度派其秘书傅泾波与黄华接触，主动要求安排与黄华的直接会面。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当即致电南京市委与华东局，表示同意安排见面，但多听少说，“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绝对不可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有求于美国。[36]
5月13日，黄华与司徒雷登及溥泾波在司徒住处会面。[37]人们事实上可以把这次谈话看成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美双方的第一次重要的外交接触。但是，从这次接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双方的看法和愿望相距甚远，甚至难以调和。中共中央重视的是：“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而司徒雷登实际上却相信：只要国民党政府仍然存在并得到美国承认，美国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多半不会因为中共的军事胜利而迅速改变。中共中央最重视的是：美国“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而司徒雷登却暗示，美国的承认要视新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广泛吸收“民主分子”参加。这在共产党方面看来，其实就是要干涉中国的内政。难怪南京市委总结司徒雷登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联合政府内应吸收美帝走狗”。[38]
5月17日，5月31日，傅泾波又两次找黄华谈话，再三表示美国政府与国会之间在对中共的政策问题上存在着极大分歧，司徒雷登是力主与新中国建立友好关系者，因此中共方面对司徒雷登应加以信任和谅解。根据他的提议，在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之后，黄华主动约司徒雷登和傅泾波于６月６日在外事处再度面谈。黄华表示，既然司徒雷登有意建立中美人民新的外交关系，那么，就不应当回避与国民党断绝关系和停止继续援助国民党的关键问题。司徒仍旧坚持，今天在中国没有一个新政府，因而不存在承认的对象。况且如今国共各占一部分地区，按照国际法，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与尚有存在条件的旧政权断绝外交关系，他突出强调的仍然是，未来中国的政府里是否能够尽量吸收一切民主开明的人士参加，并说明，承认问题与将视此而转移。因为要了解美国政策，一句话就够了，那就是，美国害怕共产主义，害怕世界革命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在美国人眼里，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对华政策的问题，而是关系世界和平的大问题。如果中国能够实现民主自由，那么，美国与苏联的关系也就好解决了。[39]
司徒雷登大概没有注意到，他的这些颇有挑衅意味的说法进一步证实了毛泽东的担心，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愈益提高了他们对美国阴谋的警惕性，对于美国断绝与国民党关系的可能更加不抱幻想。继续保持接触，看起来仍旧与斯大林有关，因为这时中共代表与美国大使的整个谈判过程，几乎都是在斯大林的密切关注与建议下进行的，毛泽东不断地在向斯大林详细地通报这种接触的最新结果。[40]斯大林甚至明确认为，未来新中国的恢复和建设如果能够得到美国在经济上的某种帮助，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此，尽管中共中央这时对司徒雷登事实上已无信任可言，它还是在继续推动这样一种接触。这也就是为什么，当６月８日傅泾波告诉黄华说，司徒雷登有意在返回美国之前，赴北平面见周恩来时，中共中央很快表示同意。[41]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傅泾波关于司徒要求访问北平的表示，事实上并没有得到司徒雷登的正式认可。此事自然节外生枝。[42]
６月27日，傅泾波携来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16日给司徒雷登的信，称毛泽东已宣布你来访燕京之意，我估计当局可能予以同意。[43]事实上这也确实是毛泽东的意思。在6月21日中央给南京市委及华东局的指示当中，毛就特别就司徒有意访问北平一事做了专门的批示，称不管他是否再提，在司徒雷登返美前约10天左右，即可表示，“如他欲去平，可获允许，并可望与当局晤谈。”[44]然而，溥泾波却矢口否认司徒有此意图，我司徒对此感到十分惊异，不知用意所在，并且司徒除了乘坐美国军用运输机前往北平外，时间上几乎没有可能再去北平了。因此，他只能报告美国国务院，由上面来作决定。言外之意，此事纯系中共中央方面的主动表示，而司徒本人则是被动的。此种情况立即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极大不满。周恩来电称：司徒雷登去燕京及希望与当局晤谈，均为司徒雷登所提，“决非我方邀请”，“此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藉口”。事实上，同意司徒雷登前来，也只为分化美蒋，“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45]
如上所述，中共中央这时已经相当清楚地了解到美国不可能改变其现行的对华政策，因此，不论中共中央这时同意司徒雷登来访的目的何在，他们当然不会幻想给予司徒雷登一种较高规格的邀请就能够使美国断绝与国民党的外交关系，转而承认自己。既然如此，司徒雷登来与不来，对于他们其实也并无丝毫损害。从６月30日起，中共中央明确表示对于司徒雷登来北平问题不再有任何兴趣。当然，７月１日美国国务卿也明确指示司徒雷登不得访问北平，此事自然不了了之。随后，司徒雷登于９日正式申请于７月18日返美，15日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双方这次主要围绕着建立外交关系而展开的非正式的外交接触与对话，也就宣告结束了。而双方这次对话，可以说丝毫也没有找到可能达成谅解的基础。如果说对话的双方在某一方面确实取得了一致，那就是双方的感觉。因为他们通过对话竟一致意识到：幻想改变对方的政策，纯粹是徒劳的。因此，到８月２日司徒雷登“夹起皮包走路”之后，双方不是更接近了，而是更敌对了，更仇恨了。[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