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依据Earnest R. May七十年代中期的研究，1949年前后美国最高决策层有关中国情报的信息来源主要是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三条线索，三者各自为政，互不隶属，自会因信息来源不同而各有千秋。[1]显然，三者之中，专门从事情报工作的中央情报局的相关报告，理当最接近中国的核心机密，因而在情报和预测方面也应当最有价值一些。但是，看过余茂春的著作，就不难了解，前身为美国战略情报局的这个中央情报局，这个时候几乎还没有可能在中国，特别是共产党内展开情报工作。[2]因此，冷战开始后，即1947年7月才刚刚成立起来的中央情报局[3]，对中国情况的评估和预测，并不比国务院和国防部的相关报告来得准确。这种情况在中央情报局1948－1949年的各种报告里表现得十分明显。

在1949年10月中共正式建国之前，几乎所有美国在华的情报人员，包括国务院系统的驻华外交官们，都毫不例外地怀疑中共建立巩固的统治的能力。做出这种预测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正如已经解密的情报局1948年11月19日的报告中所强调的，中共处理全国性问题的能力还没有受到过检验，而蒋介石就失败于此。[4]何况，像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所强调的那样，国民政府还可以给中共造成更多的困难，包括带走全部档案和撤退富有经验的政府人员，就足以让从农村中来共产党人难于适应城市的生存了。[5]

和司徒雷登等外交官相比，情报局与中共在延安曾经有过合作的关系，因此，它的报告固然也怀疑中共对城市的掌控能力，相信中共“对全中国的政治控制将不会是很快的和容易取得的”，但是它所得出的结论却与司徒雷登等人不尽相同。在它看来，中共并非没有办法解决这样的问题。比如，它完全可以通过“联合”的政策，争取各中间党派，包括各种持不同政见的团体和那些曾经在国民政府中工作的人士的支持。它甚至相信，中共多半还会收敛他们在战争过程中叫得最响的反帝主张。因为，他们知道，“在独立于西方列强的情况下，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是极端困难的”。因此，“新政府也完全可能避免与美国对抗，以便早日获得美国的承认和物资援助。”[6]类似的期待我们在美国外交官这时的报告中也可以看到。美国这时驻上海的总领事卡波特在给国务院远东司司长的报告中就相信：新政权至少在短期内是“准备接受于他们有利的美国利益和行动”的。只不过，即使是这位乐观的外交官也毫不怀疑地认为：“即使一个值得和赢得了我们支持的政府真的成功地组成了，我们所能指望的充其量也不过是实现某种较好的和平条件；最终的结局大体上还是一样－一个由共产党统治的政府。除非出现奇迹，这就是我们必须准备接受的情况。”[7]

情报局对中共控制中国能力的估计经历过一个过程。从1948年11月宣称中共必须依靠联合政府，到12月提出中共可能只是出于一种宣传的目的而愿意“联合”，进而到1949年4月，它已经开始相信，中共建立联合政府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策略，其政权的巩固完全可以通过实行相对灵活的政策来达到目的。[8]两个月之后，它已经毫不犹豫地断言：由中共组织起来的政府只不过是形式上的“联合体”罢了，“它实际上将是一个共产党的专政”。[9]

中共能否在全中国有效地建立自己的统治，这显然是美国当局这时最为关注，也是情报局必须要做出评估和预测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对此，情报局显然依旧是通过有关中国专家的分析，而不是通过深层次的情报在做出评价。因而，这种评估和预测的水平与国务院和国防部的相关评估和预测，也不会有多大的区别。面对政治上摇摇欲堕，经济上和军事上几乎崩溃的国民党政权，这时几乎所有关于中国前景的预测都一致断定，共产党取代国民党而成为中国的统治者，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尽管可能存在一些局部的抵抗，但这并不能阻止中共在全中国逐一地消灭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并建立自己的统治。

共产党取代国民党而成为中国的统治者，使始终支持着国民党的美国政府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问题的关键显然并不在于打败国民党的是共产党，因为这个时候的美国政府非常清楚共产党并不都是铁板一块，像南斯拉夫铁托那样的共产党政权未必不能接受与合作。而中国的毛泽东又恰恰像南斯拉夫的铁托一样，是自力更生，而不是靠在苏联红军的枪口上建立自己的权威的。这就更加清楚地表明，中共与东欧那些靠苏联红军用武力建立起来的共产党国家绝不会是一样的。对此，就连对共产党问题甚少知识的司徒雷登都能看出一些门道来。他这时在给国务卿的信中，尽管相当外行，但却不无预见性地写道：“毛无意效法铁托，而企图成为亚洲的列宁。”如果真是这样，情况无疑将会变得对美国有利。因为“只要毛敢于自立于为亚洲的列宁，苏联与中共之间势必产生分裂，如果不是一场战争的话。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10]

司徒雷登的看法，其实反映的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经逐渐成熟起来的美国各个决策部门的一种基本政策倾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时制定的对华政策文件就一再提出：“美国的安全利益要求将中国置于苏联的控制之外”。为此，美国应当避免无可挽回地束缚在一条行动路线或一个派别身上，以便在中国出现机会时，能够加以利用。[11]显而易见，美国巴不得看到苏南交恶的情况能够在中苏关系上重演。

但是，即使注意到中苏两党之间存在着交恶的极大可能，司徒雷登也看不出眼前有什么机会可以利用。他断言中共丝毫也没有显出不服从苏联领导的迹象，因而坚持美国必须采取措施抵制共产党政权。在这一点上，驻上海总领事卡波特就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他在1948年底就写道：“如果我们觉得中国共产党并不听莫斯科的话－他们想要执行一条独立路线，那末照我看来，我们过去整个援助计划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它不仅干涉了中国的内政，而且“会把一个新政府赶进莫斯科的怀抱，而我们本来是可以同它保持合理的正常关系的。”[12]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国务院里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由于赫尔利几年前曾经利用几位年轻的驻华外交官的鲁莽，制造过一个引人注目的“美亚杂志”事件，使谢伟思等丢掉了饭碗，再加上中共的崛起已使美国国会内部对国民党的同情占据了主导地位，国务院里所剩不多的“中国通”已经不可能站出来向总统进言了。但这个时候长期研究中共问题的年轻记者埃德加·斯诺所发表的文章，却代表了这一部分人的看法。

斯诺在1949年4月9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将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吗？》的文章，专门讨论了这个正在引起美国人高度关注的问题。他十分肯定地认为：“在亲身参预研究了中国十二年之后，我的结论是：苏联不能对非常有民族意识的中国共产党掌握有效的控制。”他的理由是：第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并且有着世界最多的人口，和最悠久的古老历史与文化传统。因此，身为中国的共产党，尽管可能在理论上是国际主义者，而在实践中他们必定会是民族主义者。第二，中国共产党是除了南斯拉夫外唯一真正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不直接依靠苏联军队而获得政权的，他们必定会引以自豪并坚持独立自主。第三，毛泽东是今天世界各国共产党中唯一一个没有到过苏联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也是唯一曾由共产国际下令撤职而仍旧掌权的共产党领袖。他并且也是唯一一个敢于不听从苏联派来监督政治局工作的代表的话，甚至将其送回苏联的共产党人。第四，长期独立发展，创造出数百万党员和二百万军队的共产党，并成功地夺取了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是不可能臣服于莫斯科之下的。他们在延安时就已经公开宣称：毛泽东是把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转变成亚洲形式的第一人。莫斯科对此显然采取了强烈否认和抵制的态度。美国记者路易斯·斯特朗因为在自己的著作中写上了这样的语句，被莫斯科指为间谍并予以逮捕和驱逐，将其著作中类似的话语删掉，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证据。当然，他并不幻想中共会放弃其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但他断言：“北平终将可能成为一个亚洲的莫斯科”，“但它同时将会竖起一道反对俄国民族主义的东方防线，就像现在在西方贝尔格莱德所筑起的防线一样。”这种前景只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益，而非有害。[13]

值得注意的是，情报局固然曾经有过与中共交往的历史，也清楚找不到中共受到莫斯科援助的足够证据，但是，由于没有可靠的情报来源，情报局的中国问题分析家们明显地受到美国这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渐趋保守。在1948年11月的报告当中，他们还曾一度相信中苏之间的关系不会十分确定，中共固然需要苏联的援助，但是苏联习惯性的干涉行为本身，以及中共为避免与美国对抗而采取的灵活政策，都将不可避免地在两者之间引起矛盾。[14]然而，注意到刘少奇发表了《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公开批判了民族主义的倾向[15]之后，他们随即在12月的报告当中斩钉截铁地认为：“共产党与苏联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相同的政治组织、相同的战略战术，以及在目前相同的目标。中国共产党从没有公开地偏离过苏联的轨道，从没有任何公开批评苏联的举动或表示，从没有表现出任何可能离开苏联转向美国的倾向。可以肯定，中国共产党曾经是并且现在还是苏联政策的工具。虽然共产党未必会成为（苏联的）一种完全可靠的工具，但很明显，至少到一个共产党控制的中国政府建立起来之际，几乎不存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分裂，或苏联与中共发生分裂的可能性。”[16]

1949年4月间，多半是注意到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并且得到总统批准的NSC34／1和NSC41文件都反复强调注意利用中共与莫斯科之间的磨擦，以防止中国变成苏联附庸的问题[17]，他们对几个月前的说法也不能不稍稍做了一点修正，可是基调却并无多少改变。其说法是：中国人未必会全盘接受苏联人的经验，这难免会引起不快。而“考虑到苏联与中国共产党之间许多潜伏的冲突，如美援问题，控制周边地区问题，控制对其他远东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援助问题，苏联无疑均会对中共有所要求。虽然在中共党内会存在一些反对苏联控制的情况，但是这种反对要有作用，持不同政见的集团就必须从亲莫斯科领导人那里夺取统治机关，或者是领导人自己必须改变其对莫斯科的政策。除非有证据显示一种有效力的反对运动正在发展中，否则中共将会始终效忠于莫斯科。”[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