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在1949年春天以后迅速落入共产党人手中，美国政府所受到的国内外政治和舆论压力进一步加大。就在白宫被迫开始拟定对华政策白皮书，拿蒋介石来问罪之际，毛泽东于1949年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宣布：新中国将义无反顾地倒向苏联，且不承认铁托式的第三条道路。[19]直到这时，艾奇逊等才不得不表示说：“共产党领导已断然放弃他们的中国传统，并已公开宣布他们追随外国势力俄国”了。[20]在此之后，情报局关于中共是莫斯科在亚洲的工具的看法逐渐为美国政府所接受。凯南奉命于6月间起草的《美国对东南亚的政策》文件，拖到12月终于在经过国务院和国防部两方面修改之后，被国家安全委员会所通过。该文件的修改过程，显示了美国政府在共产党中国问题上，其政策从适度灵活，转向全面遏制的变化过程。[21]

　　　　　　　　　　　　　（二）

在得到美国几十亿美元的各种形式的援助之后，蒋介石仍旧不能维持其统治，这件事给了美国人相当深刻的印象。美国政府所以不愿意继续援助国民党与共产党作战，一个关键性的原因，也正在于此。美苏冷战在全球范围的爆发，使美国必须把中国排在欧洲、中东，乃至于东南亚等其他地区之后[22]，因此，它已无力花费巨大的财力把蒋介石从泥沼中拖出来了。

但是，美国政府下决心撤出中国大陆，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正是因为它相信，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泥潭的中国大陆，对共产党也好不到哪里去。1948年9月7日，国务院政策设计司主任乔治·F·凯南关于《重新审查和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报告（其后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政策性文件）即明确提出，中国目前的局势是其内部因素所使然，美国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拿自己的信誉和资源去赌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将被人口压力、经济落后、生活水平低下和不满与动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所困扰，陷入社会动荡与专制统治交替的恶性循环。即使共产党掌权，中国也难以摆脱这一可悲的命运。[23]

然而，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和中国大举出兵朝鲜，以及随着中国在印度支那战争中有力地援助了胡志明政权，再来讨论中共政权的稳固性，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情报局的报告在1951年1月固然注意到在中国大陆还存在一些和地方土匪混同在一起的反抗武装，但是它也十分肯定地指出：这些抵抗力量不能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构成太大的威胁，中共不仅牢牢地控制着政权，试图按照共产主义的模式，根本改造这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而且它有能力在朝鲜与联合国军作战的同时，继续保持对台湾、香港、印度支那及其南亚地区的政治压力，甚至能够同时采取行动。因此，联合国军加强在朝鲜的作战意义重大，因为它不仅可以减少中共政权战无不胜的自豪感，鼓舞中国内部的反对派，而且可以牵制住中共第一流的军队，以免这些军队被使用到其他地方去。[24]

在1950－1953年间情报局较有价值的中国形势评估的报告，是1952年9月10日提出的。在这份题为《中国共产党政权与苏联的关系》的报告中，专家们的分析显示，他们固然缺少直接的情报资料做基础，但其对共产党中国的情况多少开始有了一些独立的见解。

这个时候，正是朝鲜战争僵持不下的时候。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作战能力，特别是在苏联援助下其军事装备和军兵种建设趋向现代化的情况，无疑使美国对共产党中国向周边扩张的危险高度警觉。但正是在这个中苏关系空前热络的时节，情报局的报告却显得较为冷静，既注意到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问题，也注意到他们在意识形态和眼前基本利益上的一致性，因而比较客观。具体说来，一方面，它相信“北平政权接受莫斯科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并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正在变得越来越依赖于苏联”；但另一方面它也看到，和其他受到莫斯科左右的共产党高层不同，中共的领导层空前的稳定和巩固，毛泽东的威望即使是莫斯科也不得不承认，中共对苏联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依赖丝毫也没有影响到他们保持独立自主的特性，他们不会为了苏联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一方面，它看到，苏联加强和扩大对共产党中国控制的努力，其党内在向中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问题上的争执，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中共控制和指导远东“解放运动”的努力，以及涉及到世界共产主义目标的远东共产主义目标适当与否的不同看法，特别是中共为实现其工业化和军事现代化的庞大计划的要求苏联未必能够满足，这些都可能会削弱中苏之间的团结。而另一方面，他们则断言：“在可以预见的时期里，上述因素还远不足抵消双方紧密的意识形态联系、为实现共同目标，特别是从远东地区消除西方影响继续共同奋斗等因素的作用。”故其“结论是，北平政权与东欧国家集团不同，并不直接和完全由克里姆林宫控制。中苏合作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接受莫斯科领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共同消除西方在远东影响的目标的基础上的。这种关系由于对非共产主义日本的复活和美国在西太平洋权力的共同的敌视而进一步得到巩固。它还因苏联在远东需要一个盟友，而共产党中国需要苏联援助以训练和装备它的军队和发展它的经济，而得以增强。”[25]

《中国共产党政权与苏联的关系》报告，严格说来仍旧属于政策性的粗线条的分析，与国务院等部门传统的报告并无两样，因而不足以反映情报局工作应有的情报细密扎实的特点。在这方面，1953年4月3日其《共产党的能力及其在朝鲜可能的行动》的报告，对此似乎有所注意。报告中多处运用了数字和图表，这多少表明其试图藉助于数据说话。但这样的图表不仅数量很少，而且也极不准确。它再度显示出情报局对共产党中国的情报工作还毫无基础。

报告关于中国军队地面兵力的统计，标明1951年7月为27万，1952年7月为68万，1953年3月为83万。事实上，中国军队入朝作战之初，即1950年底时的兵力就已经达到30万，1951年7月已经进一步达到77万。自1952年8月起，中国军队开始实行部队轮番入朝作战的方法，到1953年3月，其入朝作战部队更达到135万之多。[26]

报告关于中国、朝鲜和苏联参战空军飞机数量的统计，标明1951年7月战斗机400架，其他类型的飞机600架；1952年7月战斗机1300架，其他类型的飞机800架；1953年2月战斗机1400架，其他类型的飞机950架。事实上，1951年7月以前，中国方面尚无空军出战，主要空战均为苏联空军。苏联参战飞机1951年7月不过战斗机150架。1951年9月下旬，中国新建成的空军开始轮番加入空战，最初投入的战斗机数量为250架。加上朝鲜空军战斗机150架，1951年中苏朝三国参战的战斗机数量约为550余架。1952年夏天，中国空军开始独立执行空战任务，其参战的战斗机数量增加到450架，以后又增加一个空军师，战斗机数量达到500架。而直至战争结束，苏联和朝鲜的战斗机数量除了损失补充以外，并没有很大的增长。因而，情报局关于1952年7月和1953年7月中苏朝三方的战斗机达到1300架的数字颇值得怀疑。[27]

两相比较，不难看出，情报局这时在共产党中国的情报工作相当薄弱。对此，报告人其实也在多处主动说明，解释因缺少具体情报资料，故只能估计和推测。

严格说来，美国人在中国并不缺少情报资源和获得情报的相关渠道。这是因为，美国各部门自抗战以来就已经开始在中国各地部署各自的情报眼线，特别是国共内战和美苏冷战开始之后，这种部署在中国北方就更是成为一种必要。据1948年底中共在东北沈阳破获的一个美军安插在东北的情报网，可知自1947年初开始，美国国防部系统就已经开始在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秘密发展自己的情报组织。[28]随着国共战场逐渐南移，美方在中国的情报工作部署重心亦随之向南发展。

除了美国自身组建的情报工作之外，美国还有两个极为方便的可利用的网络。一个是遍布在中国各地的美国传教士和在中国生活工作的大量侨民，一个是国民党遍布在中国大陆的残余势力和同情分子，特别是那些有意部署潜伏下来有过一定训练的情报人员。仅从1949年5－12月七个月时间里上海一地就破获了各类特务案件417起，捕获特务分子1499名，缴获电台109部，就足以看出国民党留在中国大陆的特务情报网络之广泛。

但是，就中央情报局本身而言，自成立以来，在中国情报工作方面，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两种不幸。一是其组建的时机恰逢共产党夺取中国之际，它最初几年还不能完全适应和准确地定位自己的角色，何况其工作不仅不能以中国为重心，而且也没有任何可以接收的情报资源和网络。战略情报局虽然部分可以算是它的前身，但该局相当部分成员转入到国务院系统工作，留下来的工作人员多半也只是参预过帮助国民党人的工作，而国民党却仓皇地撤出了大陆。二是当其开始确定了自己的任务，开始有余力和需要来关注中国的情报之后，它恰好遭遇了共产党中国发动的大规模的“镇反”（镇压反革命）运动。该运动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清除国民党及外国帝国主义国家安插在大陆的特务分子和情报人员。这场运动导致70万特务情报分子、原国民党骨干分子和各地黑社会及土匪中的重要分子被杀，另外被关被管制者更在200万以上。与此同时，伴随着与联合国军开战，和美国宣布冻结共产党中国的资产，并实施禁运政策，中国政府亦毫不含糊地乘机开始了“打扫干净房子”[29]的策略，大批清洗和驱逐西方国家留在中国大陆的各种人等。如此一来，原本就缺少情报工作基础的中央情报局，在中国的情报工作自然成了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