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完整地说明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很难把目光仅仅局限在1937－1945年这八年时间，因为这八年之所以能够有我们所看到的那种特殊形态的国共关系，是从1936年国共两党秘密接触开始的，而这种关系的结束，又是到1946年才最终结束了的。这也就是说，谈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必须研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整个过程。当然，既然是国共关系，就不完全等同于“国共合作”，因为合作一词实在无法完全涵盖国共两党之间发生的所有重大问题。正是基于上述想法，本文概述的研究时限当从1936年起到1946年止，讨论的对象则是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
（一）
国共关系的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起源于80年代。记得最早看到的有关国共关系的一个小册子，还是日本学者波多野善大写的《国共合作》。但那里面对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包括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问题，几乎没有多少新鲜的史料，更谈不上深入的研究。[1]当然，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并形成一部著作，日本学者还是开了风气之先。
严格地说，中国学者并非没有研究过国共关系史，只不过，它从来都是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内容之一，因为任何中共党史著作和中国革命史著作几乎都离不开对这一关系变化的说明。只不过，在80年代以前，这种说明通常只是作为毛泽东英明决策产生的背景和实现的对象而附带出现的。甚至，就连抗战期间是否存在着“国共合作”的问题，中共党史著作也语焉不详。它们提到了红军改编，但对红军为什么要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不做任何说明；它们强调说蒋介石“阴谋地计算在抗日战争中假手日本军阀来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势力”，为此“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去担负最前线和敌人后方最严重的作战任务”，但蒋介石为什么竟然能够指挥共产党的军队，他是如何“假手日本军阀”的，以及所谓最前线和最严重的作战任务是什么，也没有做任何解释。[2]
把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也叫做“国共合作”，似乎是1980年以后的事情。因为，是邓小平在这一年从和平统一台湾的角度公开讲：“我们和国民党曾有过两次合作的历史”，因此完全可以再有第三次合作。[3]邓小平的讲话不仅肯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个概念，而且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研究的展开。
从文革后到80年代初，整个中共党史的研究重心基本上都还集中在党的创立到红军长征这一段，与第二次国共合作有关的种种问题，包括抗日战争的研究，都还处于起步阶段。至少在1985年以前，即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到来之前，无论是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研究，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研究，都很少有比较成熟的成果产生。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是有关的档案文献资料尚未开放。能够根据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的研究者太少。结果，这个时候能够做出一些成绩的，只有几个部门的人，一是全国政协研究室的相关人员，因为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有着密切关系的西安事变的研究，按照规定是由全国政协直接领导的，大部分相关的资料和相关人员的回忆录，都保存在政协，因此他们那里具有一定的优势。其次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的研究人员，因为按照规定，他们所在部门保管着一些内部出版的成套的党内资料，如《中共中央文件汇编》、《毛泽东著作资料汇编》等。另外就是中共中央档案馆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他们自然有近水楼台之利。这段时间能够发表一些有史料内容的研究成果者，大都是在这些部门工作或曾借调到这样的部门工作的人。如最早披露出部分具有相当价值的西安事变档案文献资料的申伯纯、丁雍年等；最早发表有关1937年国共和谈文章的李良志、杨圣清；最早系统介绍皖南事变前后中共中央工作方针的曹雁行、蔡霆光等。[4]
1984年《文献和研究》杂志发表了中央文献研究室李海文的《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接触和谈判的历史过程》一文。[5]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过去人们只是通过吕振羽1980年和谌小岑1981年发表的回忆录，以及在此前蒋介石、陈立夫、邓文仪等人的回忆录中，约略知道一些支离破碎的情况。[6]此文第一次利用了中共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部分珍贵档案，披露出国共两党1936年秘密接触的一些细节。几乎同时利用了相同的档案资料进行这一研究的还有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李坤。[7]李海文和李坤在这个问题上的突破，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史研究的发展。
受到政治上加强对台统战工作的需要，80年代下半期到90年代初中国现代史学界明显地形成了国共合作研究的一个高潮。仅全国性的国共关系研讨会就接连举办过四次之多，在此期间发表在学术研究刊物上的涉及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问题的文章就在百篇以上。而捷足者更在1987－1990年间就接连出版了几部国共合作史的著作[8]，李海文、李坤的上述研究成果对这些著作的完成无疑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因为这些书中有关第二次国共合作酝酿过程的说明，有相当多的细节都来自于她们的文章。不过，80年代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基本上还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础，尚未形成一套良好的研究传统和学术规范。因此，研究者们不仅比较多地喜欢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不大考虑相关专题研究的条件和水平是否足够形成专著，而且往往习惯性地拒绝在自己的著作中注明自己在哪些地方利用或转引了他人的研究成果。尽管，对于那些撰写这些大部头著作的研究者来说，几乎没有谁能够占有他所要探讨的专题的全部公开史料，并一一做出具体的研究，却没有谁在利用或参考李海文等人的研究成果后，按照学术研究的规范，一一做出注释予以说明。而1985年《文献和研究》第4期发表了李海文等利用的部分重要文献[9]，似乎也便利了大家这样做。殊不知，这样简单照搬已有研究成果又不加以说明的作法，不仅在学术上缺乏负责精神，而且这种简单照搬也容易因为良莠不分以讹传讹，使整个研究流于低水平重复，无助于研究的拓展和深入。事实上，有关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秘密接触和谈判的经过，李海文和李坤当时的文章在不少问题上还没有弄得很清楚，特别是以吕振羽和谌小岑的回忆为参照之处，很多情况根本就搞错了。比如关于邓文仪与中共代表团王明、潘汉年等接触谈判的时间和结果；中共北方局与南京政府代表秘密接触谈判的时间、经过的情况；关于董牧师、张子华等担任联络的经过与接触的内容；关于潘汉年受命与国民党谈判的时间和经过，甚至关于双方历次所提谈判条件的时间、经过和内容等，二李的文章都未能做出清晰和准确的说明。[10]在这种情况下，过快地形成专著，简单地照搬前人的说法而不加以深入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重复类似的讹误。
在80年代末，围绕着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研究，除了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经过的揭示以外，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进展就是关于美国调处国共关系的研究。在这方面，国共关系的研究显然是得益于中美关系研究的进展，而有所深入，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尤其应当提到的是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第二章（扶蒋反共政策的形成）、第三、四章（马歇尔调停），和牛军的《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11]这两部著作，特别是牛军的书，充分利用了美国政府公布的《美国外交文件》、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和相关的中共中央文件这三方面的档案文献资料，以及美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比较成功地为我们描述了自1944年至1946年间国共两党关系的状况，和美国政府两度派特使调处国共冲突失败的经过。[12]
80年代的国共关系研究当中，大概没有哪部著作在学术上能够达到牛军这本书的研究水平。严格说，把牛军这本理应列入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著作和他的相关论文[13]列入国共关系史研究，无异于将80年代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研究提升了一个档次。笔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遍查这一时期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上百篇论文，和读过这一时期出版的几部通史性国共关系问题的著作后，可以清楚地看到，除了前述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经过和关于美国调处战时国共关系的研究之外，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研究无论在史实方面，还是在观点创新方面，几乎再也找不到具有突破性进展的研究成果了。仅以四次国共关系研讨会的论文为例，第一次63篇论文，与抗战期间国共关系有关的论文仅8篇，无论史实还是观点均无多少新意；第二次53篇论文，与抗战期间国共关系有关的论文16篇，也只有两三篇文章在涉及国民党抗战准备问题上提出了一点较新的观点，史实研究方面仍无建树；第三次52篇论文，与抗战期间国共关系有关的论文21篇，第四次117篇，与抗战期间国共关系有关的论文20篇，两次会议40余篇论文中也只有两三篇论文在选题开拓上略有新意。[14]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些研讨会上，包括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上百篇论文当中，谈经验教训和展望前景的、带有政论色彩，甚至着眼于建议、规劝之类的文章，就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他文章和这时出版的相关著作，往往也都会加上如此这般的一些内容。其实，正确的经验教训是建立在最基本的史实研究的基础上的。没有客观、深入和较为系统的研究，不能实事求是地弄清楚长期影响着两党感情的种种历史矛盾和冲突的来龙去脉，仅仅满足于早已设定的政治结论，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尚未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就“下车伊始，咿哩哇啦”，既不利于学术研究，也不可能正确地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
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研究整体成绩不显著，有很复杂的原因。现实政治的影响自然是原因之一，因为要强调国共合作，有关国共关系中的矛盾、冲突和势不两立往往就难于成为研究的重点，从而使学者不得不在政治需要与学术需要之间煞费苦心地寻找平衡。记得笔者当年写《战时国共谈判实录》时，出版社要求书名都要有一个醒目的正题，就很是让人伤脑筋。因为按照历史本身的内容和此书叙述的主旨，战时国共谈判更多地还是国共两党为了维护和争取各自利益的一个斗争过程，因此笔者的本意打算叫“另一种战争”，但出版社编辑更愿意看到统战的效果，于是只好换了一个比较入时的题目：“失去的机会”。笔者最后只能特意在后面加上了一个问号，算是表示某种程度的保留吧。同样的情况，这个时期的多数研究成果，之所以大都要在开头或结尾处加上一些伟大意义或历史教训之类的分析说明，甚或干脆通篇就是指点江山，慷慨陈词，为“第三次国共合作”总结经验，显然也绝不是因为历史研究的需要，大概是众多研究者热心于为现实政治献计献策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