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进展，可以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有的是长期隐秘于云雾之中的混沌史实得到厘清；有的是一向谬误的看法终获纠正；有的是在档案文献的发掘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突破；还有的却可能只是一些新资料的发掘使人得出一些新看法，进而对传统观念形成了某种冲击，引发了一些思考或是争论。这些年来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相对于中共党史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上述这几种不同的情况，甚至更多的可能还是档案文献的发掘和新观点的提出。不过，历史研究是以时间为对象和参照的一门学问，因此，上述任何一种进展对历史学工作者来说，都是值得肯定的事情。即使只是发掘出了新资料，引发了一些新思考，也是有意义的。何况我们这里所谈到的是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至今，在长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早已自成体系，有着既定研究范式和独特话语系统的“中共党史”。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意识形态的特殊规定，乃至执政党形象的现实要求，都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提出了十分严苛的要求。但即便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研究还是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进展。这一事实表明，任何一种新的史料发掘，或新的思考以及争论，最终还是会对中共党史的研究起到推动和影响的作用的。在这方面，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的推动和影响作用值得重视。
（一）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共党史研究曾经一度成为显学，从者甚众。造成这一状况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当时条件下政治上“拨乱反正”的现实需要所致。但是，这里面也还有着一般人很少注意，却相当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的作用，那就是前苏联此前出版和发表了大量文献资料与回忆史料，它们为大批从事中共党史或中国革命史教学工作，却几乎没有资格前往各地档案馆系统查阅相关档案资料的高校及党校普通教师，提供了一片多少可以施展一些拳脚的天地。在其他研究领域的门禁尚未打开的情况下，全国各地不少中共党史研究者挤上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的独木桥，实非偶然。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80年代，大陆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有关的论文、译文和其他各类文章就有八九百种之多，各出版机构出版的论著、回忆录和档案资料集之类的专书也有七八十种之多。不过十年时间，在北京及各地召开的不同规模的有关这一问题的学术研讨会亦超过十次以上。北京、四川、安徽、上海等地都出现了相应的研究团体，齐心协力翻译出版前苏联的各种文献资料和回忆录。尤其是当时的“现代史料编刊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等，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一些涉及这一课题的最基本的研究史料，几乎都是在80年代中前期翻译出版的。像王明的《中共五十年》[1]、孙平的《延安日记》[2]、李德（奥托·布劳恩）的《中国纪事》[3]、张国焘：《我的回忆》[4]、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5]、王凡西：《双山回忆》[6]、切列潘诺夫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7]、诺思等编的《罗易在华使命》[8]、达林的《中国回忆录》[9]，以及共产国际历任来华代表如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廷、米夫等在中国的有关言论资料辑录、共产国际乃至前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10]，包括根据荷兰所保存的档案编译的《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11]等等，都为当时条件下外语程度欠佳，且难以接触到国外文献资料的众多研究者，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研究条件。
前苏联的这一类出版物，大都发表于中苏交恶的六七十年代，它们中的一些叙述或文献的使用，难免会受到当时条件下政治形势的左右，自然不能尽为我用。再加上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对中苏关系历史的研究也尚未开禁，研究者们讨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时每每容易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甚至“政治挂帅”，也在所难免。这些都使得当时的研究受到很大限制。但应当看到的是，与中共党史其它面相的研究相比，来自前苏联的大量文献资料和回忆史料，到底还是给中国的研究者提供了许多深入探讨以接近历史真实的可能性，以及进行合理想象和推理的空间。证之九十年代前后公开的大批俄国档案以及部分中国档案文献资料，我们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出八十年代有关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的讨论，在涉及中共早期建党、共产国际对第一次国共合作乃至大革命的指导作用、王明对中共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贡献、共产国际帮助毛泽东成为中共领袖等问题上，均已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与进展。
在开始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前苏联的迅速解体，俄国档案大量公开。除了部分中国学者得以前往俄国相关档案馆查阅档案以外，俄国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帮助下开始系统整理和出版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关系的档案文献资料，对国内涉及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帮助极大。迄今为止，这一档案整理出版工作已基本上完成了1919－1937年的部分。其后涉及1937－1943年部分的工作虽因柏林自由大学退出，尚未最后确定整理出版方式，但估计不至就此停止。而且，由于俄国已经整理出版了涉及这一时期中苏关系方面的档案资料，以及共产国际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各种重要档案文献，保加利亚出版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工作日记[12]，美国出版了斯大林与莫洛托夫通信集[13]，美国与荷兰并分别收藏了全套的共产国际及其各个委员会历次会议记录和相关决议、报告、来往信件的缩微胶卷，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无疑也可以对上述未完成的资料集起到相当的弥补作用。
与80年代相比较而言，90年代中国学者接触国外文献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的条件已经得到相当大的改善。特别是随着一些年轻学者开始介入这一研究领域，他们的外语能力及其涉外活动能力，使他们大可不必像80年代众多研究者那样，坐等有关机构组织翻译人员把这些档案资料译成中文。他们不仅可以广泛地与海外学者进行专业交流，通过各种方式前往档案所在国去查阅相关档案，而且可以直接购买阅读已经发表或出版的海外的档案资料，甚或通过上网来寻找最新的研究动态和最新公开的档案信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内编译工作从此可以被忽视。因为目前国内相关研究者能够熟练掌握俄文的人极为有限，编译俄文档案文献的工作依旧十分必要。在向中国学者推介这一套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关系档案文献资料的问题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已经陆续组织人力，紧随俄德版本之后，在中国翻译出版了其1919－1927年部分，并且即将出版1927－1931年部分。[14]有关共产国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政策策略文献，季米特洛夫日记等文献资料，目前也都在编译出版的过程之中。今明两年，有关俄国档案的编译出版工作，相信会有一个更大的进展。不难了解，大量档案文献资料的公开或出版，将是深入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最为有利的基础。而这样一种基础，即能够利用海外公开的档案文献来弥补大陆相关档案开放不足的缺陷，恰恰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其他面相在一段时间之内所难以企及的。
（二）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对于中共党史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性，最直观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因为中共曾经长期从属于共产国际，是它的下级支部，要接受莫斯科的指导与帮助，不仅要在莫斯科指派的代表和机构的协助下进行工作，而且从干部培养到领导核心的确定、从思想灌输到政策策略的形成、从财政支持到军事作战的干预，在很长时间里几乎无不受到其监督与提携。不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历史，就无法真正弄清中共二三十年代，甚至包括四十年代中前期中共党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发生的原因及其来龙去脉。二是因为莫斯科对中共长期存在的监护关系，使中共中央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不能不将自己的各种会议记录及其相关文件决议制成副本送交共产国际保存审查。由于中共长年处于地下或战争环境之中，不少档案材料损毁失落；一些地方组织，也包括个别时期的中央组织甚至只能直接受命于莫斯科或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双方当年的来往文电也只有在莫斯科才有可能保存下来。因此，若不能深入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历史，进而披露和发掘至今仍保存于莫斯科的各种与中共党史有关的档案文献，就难免会因为许多关键档案资料的缺失而无法对中共党史上的重大问题做出客观和准确的厘清。关于这种情况，只要举几个典型的例子即可说明。
一个例子是涉及到中共早期建党的经过与内情的。在20年前的中共党史著作中，提到建党，基本上是一个三段式，即强调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因为中国工人阶级通过五四运动登上了历史舞台，俄国的十月革命又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两相结合，中国就产生了共产党。在80年代以前，几乎所有的中共党史著作都不会提到共产国际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当80年代初向青教授有文章试图强调共产国际在中共建党过程中的作用时，还受到了部分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的尖锐批评。在此之后，虽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研究已经充分证明当年确实存在着俄国党和共产国际派人来华帮助建党的情况，多数中共党史著作对此也往往用一语带过，尽量不做具体的考察与说明。因为，在许多中共党史研究的学者看来，共产党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理论如此，实际生活中也不能两样。太过强调共产国际和俄国党的作用，似乎就会给人留下一种外力“移植”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