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的研究，始终是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之所以是重点，是因为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历史性转折，就发生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特别是发生在1935－1945年之间。恰恰是由于毛泽东逐渐主导了中共的领导权，中共才得以渐渐摆脱了受制于莫斯科的被动情况，才便利了中共的发展壮大，一举而成就了战后得以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政治局面。而之所以是难点，则是因为有关这一时期中共与莫斯科之间的重要来往电报，早期多毁于红军撤出南方苏区前后，后期则大都在1947年中共中央撤出延安之际，被毛泽东付之一炬。[1]结果，除了中共中央档案馆还保存有“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即1936年6月以后至1937年上半年双方的来往电报，以及中共代表团1937年11月其主要成员离开莫斯科返回陕北延安之前在莫斯科工作时的一些相关记录以外，通常了解这一时期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情况，主要就只能凭借当事人的一些回忆录了。

在回忆录方面，人们过去引用最多的，自然是毛泽东并不完整的片断谈话了。而对当年整体情况的了解，则主要是借助于曾任毛泽东俄文翻译的师哲晚年口述的《在历史巨人身边》，和曾任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实为苏联情报人员的俄国人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两书虽然叙述的都是抗战最后三四年莫斯科与中共关系的情况，但因为两人的特殊身份和叙述系统性，因而颇具参考价值。当然，就两者而言，后者的资料价值明显地还要更大一些。这除了后者采用的是一种日记体，篇幅较大，且记述较为具体以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是在个人日记的基础上，参考了一些苏联方面保存的档案资料；而前者则主要只是依靠个人的回忆，并借助于当年保存下来的零星笔记，因而其记述的随意性较大。但是，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虽然有其长处，却由于它很大程度上产生于1970年代莫斯科组织反对“毛主义”的宣传斗争当中，参考和引用前苏联档案时倾向性太强，以致于读者不仅看不到该日记的原貌，而且也无法真正将其当作史料来使用，其价值自然大打折扣。[2]当然，无论如何，《延安日记》至少透露出这样一种信息，即中国方面档案的销毁，并不能也不会彻底阻塞客观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可能性。

1986年，这样的档案文献终于开始公诸于世了。这一年，前苏联历史学界整理发表了一批直接涉及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档案资料，题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其中第一次披露了一些十分重要的双方直接涉及中国抗日战争问题的档案资料。它包括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1936年7月23日、1937年8月10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重要发言、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1936年8月15日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电、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1936年12月16日、1937年1月19－20日有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西安事变后中共方针等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指示电、共国际执委会书记处1937年2月5日、3月5日就中共对国民党三中全会态度问题给中共中央指示电、季米特洛夫1941年1月4日和1942年6月15日为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给毛泽东的电报和信件，以及他在1943年12月22日就延安整风问题给毛泽东的信件等。有关这批资料，经由马贵凡翻译，主要部分已于1988年发表在当年创刊的《中共党史研究》杂志上。[3]

随着1991年前苏联宣告解体，更迎来了前苏联档案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档案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点。为此，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几方合作，从1994年起，陆续编译出版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等一系列档案资料丛书，披露了大量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文献。只是由于承担主要编选事务的远东所两位研究员，一位意外去世，一位身体欠佳，以至于《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抗日战争（1937－1945）》之部没有能够按计划时间编辑完成，至今未能出版。故时至今日，有关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档案文献资料，相比较其他时期披露出来的情况，仍旧不能令人满意。

但是，进入到1990年代，中国学者还是得以利用中国方面所保存的，尽管是数量有限的档案文献史料，揭示了1930年代中期，亦即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史实。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共产国际所起作用的研究，共产国际在毛泽东取得中共领袖地位问题上所起作用的研究，苏联、共产国际尝试援助中国红军的研究，以及对西安事变影响的研究等。这样一些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丰富的学术成果。[4]

到1997年，在保加利亚和在英国，更进一步披露出两种非常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和档案文献。其一是当年担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并且自30年代后半期至共产国际解散始终直接负责中国事务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季米特洛夫的日记；其二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尤利·奥夫契尼科夫博士编译发表的共产国际相关档案。前者已经由中国学者选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题为：《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5]；后者则经由奥夫契尼科夫亲自翻译后，连载于英国的”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杂志第30卷第1－2号上，题为：《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6]。

《季米特洛夫日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除了季米特洛夫的特殊身份以外，他长期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派往莫斯科的其他领导人与斯大林之间担任沟通工作，因此在其日记中记录了许许多多直接涉及到莫斯科与中共关系问题的事情。其记述虽然比较简略，但如果了解当时的一些具体背景，再结合以其他史料，就不难发现其日记的重要价值。而奥夫契尼科夫选编的49件档案资料，其中17件是关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过程中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的历史文献，32件则是直接关系到抗日战争期间双方关系的历史档案。特别是，编者选编的部分档案，披露了长期以来很少为人所知的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财政帮助的情况，从而更显示出这批档案的价值。[7]

　　　　　　　　　　　　　（二）

奥夫契尼科夫披露的档案提供了9件反映中共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在中国东北地区推进反日统一战线运动的早期文献史料；提供了5件反映1936年5－7月间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决定援助陈铭枢及其他所组织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会，与之缔结抗日救亡协定的过程文件；提供了1936年3月15日中国新疆都办盛世才要求加入中共和通过新疆援助陕甘红军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长信，与中共中央书记处相信吸收盛世才入党对党的未来工作有益，要求共产国际批准及中共派干部赴新疆工作问题的电报；提供了王明在1936年1月17，22，23日三度与南京国民政府武官邓文仪秘密接触的谈判纪要；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1937年3月2日关于从苏联方面无法帮助红军的西路军，但已决定从财政上分两批援助中共将近两百万美元等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等。[8]

涉及到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及其发生作用的情况，《季米特洛夫日记》中反映的情况比较少。这是因为季米特洛夫是在1934年4月才开始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的，当年共产国际还刚刚开始筹备转变政策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国问题尚未提上日程。而1935年1月31日至1936年8月25日期间季米特洛夫的日记不知所踪，故涉及这一年共产国际七大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以及共产国际和中共恢复电讯联络以后一段时间的情况，均无从在其日记中获得。但是，《日记》从1936年9月开始，即接连记述了共产国际帮助中共的各种计划与设想。比如，9月11日决定向中国红军提供1.5－2万枝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当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为此，同意中国红军发动宁夏战役，以便前往中蒙交界地区接运这批军事物资。[9]9月20日，季米特洛夫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提交了要求贷款，以便从财政上援助中共的书面报告。12月2日，收到联共（布）政治局的决定，同意向中国红军提供1166吨军事物资，200.5万卢布和5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同时派遣484名军事技术人员，包括驾驶员、技术员、指挥员等，进入新疆，一面帮助盛世才，一面准备帮助训练进入新疆的红军西路军人员。[10]